摘要:国家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是属于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文本生产以及传播与接受均在原语和译语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进行和完成。本文将考察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家机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分析其译介特点和译介效果，旨在揭示其译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机构译介行为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国家集中型赞助;建国“十七年”时期

1.引言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此时，译介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近现代以降以个体译介为主导的模式转变为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机构译介为主导的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1963年改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就将对外翻译中国文学列入对外宣传的重点工作之一，旨在借文学翻译打破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中国，树立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和面貌。然而，这一官方的对外译介行为并未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目前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且均主要集中于对翻译质量的评述，或局限于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争辩和探索，缺少理论层面上分析和挖掘，还没有从跨文化交流的层面，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活动置于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分析和阐释这一对外译介过程中所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文化外交”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实践过程中择取了哪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而这一作为国家政治行为的对外译介实践，它是否达到或实现了事先预期的效果?翻译并非只是简单的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谢天振2008)，因此“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文学、文化外译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如何翻译的问题，还要关注译作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谢天振2014:3)。本文从译介学理论视角，将主要考察建国“十七年”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介情况，尤其是英文版《中国文学》期刊和外文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单行本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分析其译介效果，旨在揭示其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家集中型赞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概况

国家集中型赞助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实践活动是通过某些特定国家机构翻译而具体付诸实施。翻译学者(Mossop1988;Mossop1990;Koskinen2008;Gouadec2010)曾对机构翻译进行过界定，目前可笼统地将其界定为“以机构的名义进行的任何翻译，以及为机构的利益而进行的任何翻译”(Gouadec2010:3)。布瑞恩·摩梭普(BrianMossop)在1988年的文章中首次强调了机构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认为翻译机构是“翻译理论研究中缺失的因素”(Mossop1988:65)。他认为，翻译机构应包括“公司、政府、报纸、教会、文学出版商”，这些机构对翻译过程机制具有影响作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Lefevere)基于系统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赞助人概念是指能够推动或阻碍文学发展的具体个人和机构(如宗教团体、政党、出版商、媒体等)(Lefevere2004:15)。他指出，“赞助包括两种类型:集中型和分散型，前者指由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个人、团体或机构实施的赞助行为;后者则指由代表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的赞助人实施的赞助行为”(Lefevere1982:6)。在集中型赞助方式下，“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因素集中于一个人(掌权者)或一个机构(政党)”，其“权力要远大于分散型赞助”(Lefevere1986:5)。赞助者对意识形态最为感兴趣，但是赞助很少直接干预文学系统，而是委派系统内部的专家，如评论者、教师、编撰者和译者来实施，“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系统的意识形态与诗学”(Hermans2009:127)。

就本研究而言，所关注的机构主要包括外文局所辖出版机构，如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这些国家翻译机构存在于原语文化系统，译介动力也源自原语国家。建国“十七年”时期，74家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主要是通过外文出版社等出版社、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来具体实施。1951年10月1号，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正式创刊出版。《中国文学》的诞生是文化部对新中国第三个国庆节的献礼，具体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以年刊的形式负责编译出版。1953年，成立编委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担任主编，叶君健为副主编，正式以季刊的形式出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对外刊物。作协指定专人与叶君健商讨并确定每期的内容，先后有沙汀、严文井、袁水拍、张天翼、吴组缃、陈白尘、郭小川等同志参加。叶君健随即被调至新的专门出版对外宣传书刊的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并主持《中国文学》杂志的工作。1963年9月编辑部改为中国文学杂志社(吴旸1999:491)。

建国“十七年”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初次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引起英美读者注意的开创期。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从1952年开始至1966年7月刊，共有89期刊登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作，数量达289篇。这些译作体裁包括16种:分别为小说、诗歌、散文、民间叙事诗、民间戏剧、民歌、民间故事、作者札记、论文、文艺述评、文学述评、书评、影评剧评、文艺动态、文艺简讯和新书介绍。从每年刊发的数量来看，头五年数量较少，但在1956年达到峰值，之后虽有所波动，不过也都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另外，1951－1966年间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陆续推出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英译单行本，共有20种。这些图书体裁包括5种，分别为小说、戏剧、民间戏剧、民间叙事诗和民间故事。这一时期，参与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的译者阵容比较强大，主要的中外译者包括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沙博里等人，整体翻译质量也相应非常高。

3.译介特点

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的民族分布看，设立自治区的5个少数民族是译介的重点，尤其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分别占据译介数量的前三。该阶段共有16个民族的作品获得译介。总体而言，北方民族、西北民族和西南民族是这一阶段译介的重点，尤其是北方地区的蒙古族、满族和西南地区的藏族最多，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回族次之，其中蒙古族共67篇，约占译作总数的21．7%;藏族共59篇，约占译作总数的19．1%;维吾尔族共58篇，约占译作总数的18．8%。

译介作品体裁以小说、诗歌和民间故事为重点译介对象。本阶段英文月刊《中国文学》共刊载译作289篇，译作体裁包括16种:分别为小说、诗歌、散文、民间叙事诗、民间戏剧、民歌、民间故事、聊斋故事、作者札记、论文、文艺述评、文学述评、书评、影评剧评、文艺动态、文艺简讯和新书介绍。按译作体裁分类统计，民间故事数量最多，共计84篇，约占译作总数的29．1%;小说次之，共44篇，约占译作总数的15．2%;接下来便是诗歌，有32首，约占译作总数的11．1%。

译介作品基本为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主要为反帝反封建一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题材作品，揭露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所受到的种种阶级压迫，以及歌颂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和谐统一的美好幸福生活。这一时期英文版《中国文学》期刊译介的小说共44篇中，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43篇，约占小说译作总数的97.7%，而现代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依次为28篇和15篇，分别约占小说译作总数的63．6%和34．1%;32首诗歌则全部为现当代少数民族诗人作品，其中现代诗歌13首，约占诗歌译文总数的40．6%，歌17首，约占诗歌译文总数的53.1%;而84篇民间故事基本是来自1950和1960年代全国性采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采用不同手法，描写不同时期的人和事，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和愿望。国家外宣机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时，侧重于现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是因为它们是国家外宣机构支持的对外译介项目。国家外宣机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要求所译作品首先要“适合对外”宣传。《中国文学》期刊在译介这些现当代文学作品时，还努力与其创作保持同步。很多当时非常流行，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优秀作品刚刚问世不久，国家机构就及时组织译者翻译，并出版，发挥了国家机构在调度资源方面的优势，将一部分最新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迅速地译介至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这部作品最先于1952年1月号《人民文学》上头条位置发表，随即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性效应，很多报刊转载，并发表评论。《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之所以引起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和好评，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这篇小说本身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它所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了主人的萨仁高娃、桑布、阿木古朗爷爷等草原牧民如何同国内不甘心灭亡的破坏行为进行殊死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生活的本质，传达了时代的声音”(赛音巴雅尔1999:25)。

译介作品的原文为汉文，这主要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使用汉文创作的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是建国“十七年”时期对外译介的重点，他们的主要作品基本都被译介，如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善丁河畔》《在冬天的牧场上》《在暴风雪中》《迷路》《在花的草原上》《路》等。第二种情况是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即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的作品。这类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的作品译介的数量非常少，主要有祖农·哈迪尔短篇小说《锻炼》、郝斯力汗的短篇小说《起点》、阿·敖德斯尔的短篇小说《老车夫》等。这些作品一般是先由译者翻译为汉文，出版或发表在国内主流的汉文杂志上，如《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等，再由译者从汉文译文翻译成英文出版或发表。例如英文版《中国文学》月刊1959年4月号上刊载了短篇小说《起点》，这篇小说是哈萨克族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郝斯力汗的代表作，它最初于1957年发表在《天山》杂志，“由于主题的深刻、构思的新颖和语言的生动，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吴重阳、陶立璠1980:66)，很快被译成汉语，相继转载于《延河》1957年12月号、《人民文学》1958年3月号上。第三种情况是1950至1960年代搜集、整理和翻译为汉文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在译介的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很显然是这一时期对外译介的重点对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彝族民间叙事诗《阿诗玛》、壮族民间戏剧《刘三姐》、傣族民间故事《孔雀姑娘》、阿秀改编自傣族长篇叙事诗《召树屯》的《召树屯和喃婼娜》等。

4.译介效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是跨文化的文学交流活动，其物质生产环节和流通销售与消费环节是完全分离的。前者是在原语文化语境中进行;后两者则在英语世界文学场域中进行。因此，本文主要从如下方面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即传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的机构或媒介、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进行文学价值再生产的机构或行动者以及读者。具体的考察对象包括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以及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单行本印刷和销售情况、图书馆的馆藏情况、专业研究者的评论、刊登评论的英文期刊类型与等级、普通读者阅读情况调查等。

4.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场域与过程考察

首先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的印刷与销售。《中国文学》杂志和外文出版社推出的英文图书由外文印刷厂承印，发行和销售则是由中国国际书店负责。《中国文学》杂志创刊的第一年，主要靠香港转运站向海外发行，采取经由同行书店直接订阅、赠送和交换的方式，依靠苏联国际图书公司在各国的代理发行网点进行销售。1952年，国际新闻局正式改组为外文出版社，接管《中国文学》杂志。国际书店成立后，我国便开始主动与外国同业建立业务关系。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书刊，主要依赖英美国家本地的代销商销售，或由外文局下属出版机构以贸易形式向国外发行和销售，并以非贸易形式(赠送和交换)销往世界各国。

其次，图书馆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传播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图书馆馆藏量能衡量图书的文化影响，被认为是检验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能力、知名度等要素最好的标尺(何明星2012:11)。笔者于2019年3月在OCLC提供书目数据库中检索发现，全球馆藏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图书馆有404家，其所属的国家与地区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图1全球馆藏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图书馆数量及分布情况

如上图所示，藏有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404家图书馆地域分布横跨欧洲、大洋洲、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按照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程度划分，29个国家大致可以归为两大类: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阵营。据统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意大利、新西兰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馆藏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的图书馆共有388家，约占总数的96.0%。其中又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为最，共有329家，约占总数的81.4%，其中仅美国有馆藏的图书馆就达273家，约占英语世界馆藏图书馆总数的83．0%。

另外，1951—1966年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现当代中国文学英译单行本，其中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单行本有20本。这些英译本的馆藏情况详见下页表1。

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外文社推出的单行本的馆藏情况没有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好，馆藏图书馆数量普遍较少，其中仅有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老舍的《龙须沟》、溥仪的《我的前半生》馆藏图书馆数量超过100，而超克图纳仁的《金鹰》则无一家图书馆馆藏。

表1:1951—1966年外文出版社等推出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单行本馆藏情况书名作者译者全球有馆藏的图书馆数量(家)总数

这些译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它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情况也不太理想，表中所列译本中在英语世界中6个国家都有图书馆馆藏的只有2种，剩下的大多为5个或4个英语国家有图书馆馆藏，且收藏图书馆数量普遍较少，其中《槐树庄》和《金鹰》(四幕历史剧)甚至无一家图书馆收藏。

通过对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外文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单行本全球馆藏以及英美为代表的英语世界馆藏情况的调查，我们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外文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在全球图书馆均有收藏，不过美英图书馆数量占有绝大多数，总体上约占总数的70%强。其次，美英图书馆在收藏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单行本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即老舍、胡可、李凖等现当代作家文学相比较而言获得更多的图书馆馆藏，而国内红极一时的《刘三姐》《阿诗玛》《朗鲸布》等民间文学却遭受不同程度的冷落。最后，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单行本在美英国家的图书馆大多都有收藏，尤其是前者，在美国有馆藏的图书馆就达数百家，而且除了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外，基本都比较齐全，均占出版总期数的95%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说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在美英国家的不同读者群体中有一定的传播度和阅读面。

表2:1951—1966年外文出版社等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情况(依分布国家数量降序排列)

4.2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在英语世界文学的接受场域与过程考察

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美英的一些学术期刊在这一时期对英文版《中国文学》期刊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评论。就外文社推出的少数民族文学英译本以及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译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专门评论文章，不过研究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学术专著或文章对这些译文以及有关少数民族文艺政策、文学评论等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关注，基本上都引用了其中的相关内容。整体看来，这一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作在英语世界的评述与研究主要呈现如下两种倾向:

一是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文译作当作民族志文本进行阅读。刘禾(LydiaH．Liu)在研究中致力于分析20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思潮，并展示中国民俗学家如何参与一场在现代世界中重塑自己和国家新形象的集体斗争。作者结合壮族民间传说故事《刘三姐》的搜集以及跨语际书写实践，具体阐释了早期民俗学研究与当时政治之间的直接联系，让“我们看到了在钟敬文早期作品中的壮族民歌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出现并改写”(Liu2012:204)，使其成为“一种官方的流行文化”(Liu2003:570)。

二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作中的诗学观念，如文学手法、主题等方面进行政治化解读，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党的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桑德拉·艾米诺夫(SandraEminov)认为毛泽东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包括民间文学在内的中国文艺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艾米诺夫指出，在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认为，戏剧的目的是“使艺术和文学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还阐述了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一直指导着中国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作者以老舍1950年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为例，分析剧中肮脏、传播疾病的沟渠如何被发现，并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然后由人民参与治理。歌颂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群众、为人民谋福利，并使其过上了好日子的伟大功绩。通过这样的个案分析，作者认为“革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是朝着某种社会或政治目的迈进的”(Eminov1975:273)。这一运动通常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战略指导下展开: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遵循群众路线，由普通大众直接参与。

其次，研究党和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艾迪(EddyU)以流行音乐剧《刘三姐》的制作与发行作为个案来观察当地人如何动员当地群众表达、传播和消费，将贬低知识分子作为手段激励“群众在生产活动中的热情和创造性”(Schram1989:126)。戏剧中，大多数讽刺或攻击剧中文人的歌曲都是“从其他民歌中选择并加以修改的”，它们“并非传说的一部分，而是用来嘲笑受过教育的文人以抬高农民”(Eddy2010:64)。文章进一步指出，柳州，更广泛地说，“广西区政府将《刘三姐》传说中的主角变成了阶级斗争的‘典型人物’(modelcharacter):一位农民女主角、一位邪恶的地主和一群懦弱无用的知识分子”(Eddy2010:64)。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一部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传说故事经历了大量的改写和重塑。这种由官方意识形态操纵的改编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将民间传说中的文人雅士重塑为卑屈的奴隶，对物质生产毫无价值可言，从而为“大跃进”时期的运动提供前提条件。不同版本的《刘三姐》将故事中女主人翁置于不同的朝代，不过大多还是在唐朝。有人声称她是生于富裕家庭并接受过教育;有人则表示她是一位贫苦的佃农;还有人甚至对她的族属进行过争论。从本质上来说，大多数版本的《刘三姐》是爱情故事或神话故事。不过，1949年之后和“大跃进”期间所搜集的版本强调了她所受到的来自地主的迫害以及她对这一压迫的反抗(Loh1984:167－69)。这些故事都有一个相似的梗概，即刘三姐参加了一场与受人尊敬的文人的对歌比赛。在一个著名的版本中，赛歌者是她的一位崇拜者，是一位年轻而英俊的读书人，他们唱了七天七夜后都没能分出胜负，最终双方都变成了石头。在另一个版80本中，来自各地的文人挑战刘三姐，但都被她优美的歌声击败。在柳州市政府机关的指导下，《刘三姐》传说故事经历了社会主义式的改写，刘三姐摇身一变成为活泼机智的农村姑娘，她凭借着自己的音乐天才与堕落腐朽的地主和卑屈的读书人作斗争。根据当局的说法，这一八幕剧剧本的准备、修改和排演都是为了展现刘三姐真实的性格，使其免受前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不过，正如学者刘禾(2003:579)所指出的，这一“唯一正确版本”的说法恰恰“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形态相违背”，因为它们是通过口头“重塑和复述”的方式在民间进行流传的。刘禾认为，“民俗学研究为研究党、国家与现当代知识分子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途径”(Liu2003:570)，而《刘三姐》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经历变形和改编，就反映了这一关系的存在及其嬗变。

5.问题与启示

根据上述数据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50至1960年代，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英译的少数民族文学和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推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单行本中极少部分译文(本)引起了英美读者的注意，绝大多数并未能取得预期的译介效果。

这说明国家机构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译介理念与目的:在“文化外交”的对外政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都被视为一种手段，遵循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服务于国家民族政治外交政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实践主要体现的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即“外文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必须为当前国际阶级斗争服务，必须为建立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统一战线服务”(中国外文局1999:327)。从这一个层面来看，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即文学作为手段为政治服务，只不过是扮演了不一样的角色，履行各自的职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区别性特质。2)赞助方式:国家“集中型”赞助方式下，外文局可以统一集中调配国家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文本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以保证译本质量。然而，这一赞助类型的意识形态高度集中，是为国外研究者诟病，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推动了英文译本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传播与接受，结果恰恰相反。3)译介内容:在待译本择取方面，倾向于选择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文创作的作品，即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非母语创作的作品，而极具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遭到忽视，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创作的作品，以及民族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戏剧等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学。4)翻译方式:译介的作品基本都是从汉文本转译，也即汉语在其中充当了中介语的角色。这一汉语中介语现象受到了西方汉学家、民俗学家等学者的批评，如陆惠风(Wai-fongLoh)就认为，《刘三姐》在原文文本化过程中，转录者一般会改变刘三姐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出身，1960年柳州《刘三姐》剧本创作小组改编的八幕歌舞剧《刘三姐》中刘三姐就是贫苦的农民出身。在作者看来，主创者“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改编，是因为在现代中国刘三姐故事主题必须强调劳动的价值、群众的智慧，最重要的是阶级斗争，这样才符合革命工作的要求”(Loh1984:169)。5)译介效果:传播与接受渠道比较狭窄，尤其后者更甚。这一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的文本生产和传播与接受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即推送方文化系统和接受方文化系统内进行，双方在民族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一旦产生偏差和误解，就会直接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在接受方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甚至会使译介行为受阻。因而，这一时期我国还没有在目标语国家建立起自己的代理发行网点，也未能有效利用他们本国代销商，使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进入到主流传播与接受渠道中。6)译介受众:读者群体极为小众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书刊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读者群体极小，多为从事相关汉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术领域研究的学者。今后，国家机构对外译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尤其要注意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不仅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而且“走进去”的目标。

原文刊载于《外国语》2021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