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口头诗学,当代粤北过山瑶体系中的日常瑶歌既保持了对底本的推崇,注重瑶族历史文化传统语境的重现,又在日趋变化的生活实践中汲取养分,呈现出新时代的新兴事物,并注入外来多元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元素。本文基于当代粤北瑶歌的变迁进行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并总结当代瑶歌变迁的主要特征。
【内容提要】从19世纪末开始,清末持变革观念者就较为关注民间文艺样式。北京大学发起歌谣运动,民间文学被纳入新文学范畴,但是对于“民间”,知识分子较少直接深入民众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与研究。1919年,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发动的“到民间去”运动对这一间隙有所弥合。他们探寻利于民众接受的,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学样态,藉此宣传社会主义革命,民间文学所蕴含的“革命性”被激发。20世纪30年代,尤其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间文艺成为知识分子与民众沟通,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样式,向“大众化”“通俗化”进一步发展。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在“革命话语”浸润下的民间文学呈现出丰富样态,并成为革命动员的重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以其独特的“人民性”被纳入文学话语的建构,这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
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从该定义可见,神圣与真实在其看来是神话最重要的属性和特质。作为人类文明源头和民间文学重要文……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彝族文学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作品,尤其是彝族当代诗歌群的兴起,在国际学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和接受。如何看待中国民族文学“走出去”以及跨区域性的海外传播及研究,如何在国际学术视野下审视彝族当代诗歌群的发展,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急需解决的议题之一。本文从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的个体学术史出发,观察彝族当代诗歌群在北美的中国研究界传播和影响,分析“凉山诗派”藉由学术传播进入海外中国文学史的全过程,以及考证中国民族文学是如何在国际视野下被赋予生态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等理论面向,从而客观检视整体中国多民族文学在海外的传播能动性、主位影响和接受,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一定的话语参照。
内容摘要:“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包含着明显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同。借助“古今联结”的话语策略,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但主要以当时通行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原则诠释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批评依据阶级划分标准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为正反面人物两种主要类型,这看似与主流文学观念无异,但借助阶级身份对民族身份的合并重组,试图促成少数民族由族群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衍变增生。批评中的情感表述主要指向“仇恨”与“依恋”两种取向,前者因批判阶级论逻辑下的狭隘民族主义而生,后者主要征用家庭亲情和友情类的话语修辞,两者相反相成合为一体,共同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下的情感结构。
摘要:表达既结合作家的体验和想象,又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的族群体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族群体验统一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族群体验时,选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接受了潜藏在其中的制度、规范等,裹挟了和现实生存境遇贴得较近的时代观念和精神,同时力图运用各族群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或者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中的精魂等。这些策略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摘要: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的“元叙事”现象,对人类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意义,研究中国神话“元叙事”与中华历史“元背景”和文化“元基因”的关系,对于破解中华文化“元基因”的“元编码”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中国古籍中创世神话、灾难神话、发明神话和社会神话等几组神话主题的“元叙事”,探讨中国神话与中华文明形成历史“元背景”的关联,深挖神话元叙事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基因”,发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崇德向善”的“元基因”来自神话。神话积淀着人类早期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它为我们揭示世界的起源,洞悉生命的奥秘,以及探讨文化的真谛提供了最原初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摘要: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摘要:新中国初期出现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争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但近年来的学术史反思中,甚少被提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而之前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空,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从学科意义上予以阐述和界定。这种悬置与区隔使得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文学”与“学术”的一体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对民间文学的形塑。对于新中国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我们只有将其还原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2022年11月12日至13日, 成功召开。此次年会由 与青海民族大学联合主办,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本届年会以线上形式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来自全国114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0余位研究人员、研究生等参加了会议。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从文学事实的清理到学术观念的转型,从回归文学传统的田野研究到学术范畴的重新界定,从注重地方知识的文类辨裁到民间话语的意义传达,从口头传承与书写的民俗过程到传承与传播的文学接受,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自觉在口头传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步实现了研究范式的多重转换。这一时期,资料学建设和研究成果之丰硕、观点和方法之多样、学术队伍之壮大,都当属史无前例。本文作者从整体上梳理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知识生产的重组方式,在国家愿景与学术实践的张力之间,以点带面地描摹学科建设的若干标志性成就;进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背景,大致归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化进程的整体面貌和学术取向。
摘要:自楚辞、汉赋开始,中国多民族文学之间建立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积极的借鉴关系,并逐步扩展到散文、戏曲、小说等主要文体,乃至文论层面,从微观到宏观,形成多层次的互鉴关系。这种互鉴关系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度的甚至是多向度的,即一个民族的文学不但与另一个民族的文学产生互鉴关系,而且与多个民族的文学产生了互鉴关系。少数民族文学积极借鉴了汉族文学,汉族文学也积极借鉴了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彼此之间也进行了积极的相互借鉴。在这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发展,汉族文学也得到了发展,使中国多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化趋势越来越突出,逐渐形成了中华文学多元一体格局。
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报》特邀理论评论家包明德、刘大先、李晓峰、邱婧,围绕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重点聚焦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建设,畅谈自己对这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刻感受,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态势进行回顾、梳理与总结,并就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深切的展望。
201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盛况空前。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共聚一堂,就亚洲文明的诸多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朝戈金参加了“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论坛,并就“口头传统在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作了发言。
摘要:全观诗学是立足口头文学之本体,围绕口头文学之问题,引入多学科视域而构建的文学阐释体系。在技术路线层面,全观诗学以洛德-弗里的“口头(程式)理论”为主线,部分吸收了“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学派的概念、工具和模型;在方法论层面,移用了斯穆茨的“整全观”概念,以整体性观点把握口头文学的全貌和特征,同时力求结合分析的方法与整体的方法;在世界观层面,以唯物史观作为认识和解析口头文学内外部规律的基础。全观诗学强调共时方法,注重要素间关系和彼此作用,同时引入历史发展的维度,从而多方面展现民众口头文学活动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等。相较于“书写性”和因特网,“口头性”是人类古老常新的信息技术,且长期居于统领性地位,因而也是“全观”的合理出发点。
1949-1966年间,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新中国民族政策和自上而下的文艺规范引导下,经历个人翻译整理、跨传播符号与传播媒介改编、集体搜集整理、国庆文学献礼等文化事件,实现了从民歌到叙事诗,从搜集整理本到国庆献礼作品的转变。《阿诗玛》的翻译、整理、改编之演替过程,体现了新型国家话语对民间文学的创造性转换,由此《阿诗玛》亦参与了建设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这种形态转变与认同形塑过程,也即其经典建构过程。
民间所流传的故事,并不都是具有固定的目的。虽然某些故事的内容基本一致,但其讲述目的却往往可以变动,以达到不同的交流目的,实现不同的故事功能。从交流诗学的视角,学者们可以转换故事的研究范式,从事项移至事件,不仅要看到故事的静态文本,更要看到动态的故事讲述,从而洞察到故事演变的动因。
中华民族神话的文化阐释,是家国结合,以延祖祀历史模式制约下特定内涵的呈现。其以敬德保民、家国同构为根基,以尊祖敬宗、重建秩序、抗争意识为典范表述,以共同祖先认同与尊崇、大同太平为目标指向。在文化统一的旗帜下,这一文化阐释为不同时期各民族神话所不断强化,最终凝铸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共同体意识在中华民族神话中凝铸的历程,既有助于把握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传承,也有助于把握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
神话母题的演变是神话传承中一种常见现象。文章以文化祖先型神话中具有代表性的盘古神话为例,在学理层面探讨了神话母题演变与母题层级结构的关系,阐释了神话母题表述的变化、神话母题内涵的延伸、神话母题性质的演变等几种情形,分析了神话载体、神话讲述人、神话传承民俗环境以及神话研究成果等对神话母题演变的影响。
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诗歌创作一直很活跃,以其丰富的话语样态绽放于我国文学的百花园。 新时代10年,少数民族诗歌繁荣发展。各族诗人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创作出一批艺术性与思想性俱佳的精品力作,展现了新时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