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毓宸|风景的轨迹与“实践中”的民族文化——论80年代中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地方”与“国家”关系

内容摘要：自1985年《边疆文艺》更名《大西南文学》以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开始普遍出现带有文化和现代化意味的风景描写，并在文本内部以代际冲突的形式，展开纠缠与抗辩。但青睐现代化的少数民族青年，并未放弃父辈所看重的文化传统，而是在“恋地”情感中，尝试寻找与父辈、与传统文化和解及弥合其中裂隙的方法。在此，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的“地方”，不仅兼有文化传统和现代化憧憬的空间维度，亦在与时代语境的紧密关联中，具有立足“现在时刻”来思考民族文化更新、变易方向的时间性内涵。这种正在“实践中”的民族文化，既有别于民族文化的“寻根”，亦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视野中，阐明了一种“地方”与“国家”互动的方式。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风景  民族文化

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云南的民族新文学，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的‘黄金时代’”相比，1976年之后的民族文学创作复兴，“尽管民族文学的新作频频问世……但轰动全国的名篇却寥若晨星”。此种“衰落”的迹象，除了与李广田、刘澎德等作家的故去，以及白桦、公刘、徐怀中等一大批作家内迁和新一批的本土作家尚未完全成熟，所造成的青黄不接有关。更重要的是，“寻根”思潮对“文化”的强调，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提供了新的思路。于是着力反映特定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心理结构的文本蔚然成风，亦形成新的文本评判指标和审美期待。在此过程中，由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起步较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带有鲜明的政治刻痕，因此既不符合“文化”的期待，亦难在不断变化的主流文学思潮中脱颖而出。

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自身有复杂的内涵，但在谈论少数民族文学时，“文化”往往以长期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的“地域文化”面目出现。有评论者指出，对民族性的讨论，存在以“地域性置换民族性”的“误区”。该误区不仅造成“民族性”在“地域性”的偏狭和均质中被“窄化”，同时对“地域性”中“自然因素”的期待，也无形中削弱了“地域”作为一个可以含纳多种层次文化，且具有交流、融合功能的空间的丰富可能。近年来，有关“地域”的概念，在历经了几次理论的震荡和实践的扩展后，已经向“区域”转变。这说明在一个交通发达、信息通畅、人员流动频繁的国家内部，自然地理因素的决定性影响逐渐让位于人为因素对地方的建构。与之相应的，是对地方之文化的思考，或许更应该从日益频繁的文化交往处入手，考察文化“在地”的碰撞、融合等实践和生成过程。基于此，“风景”作为兼具现实中“各种不同视点的融合”，及承载“生存需要”和“道德和美学天性”的梦想栖居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考察“人类如何学习和认知”地方的角度。

一、风景的轨迹：从同构到二分

1985年，更名后的《边疆文艺》，分别于一、二期连续发表了云南省两位哈尼族青年作者的中篇小说《红河水从这里流过》和《火之谷》。随着佤族作家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在第七期发表，《大西南文学》扉页的《改刊致读者》中所提及的“使刊物呈现一个新面貌”，以更及时地将“改革者们在前进道路上的脚印”报告给读者的期待，逐渐得以落实。批评家晓雪很快就注意到了三部小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结合的，因而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民族特点在我们时代光照下的生动性、丰富性和新的色彩，或多或少地写出了新时代和新思想在民族生活以及民族心理上留下的投影和烙印”。若把视线稍微向前移置，就会发现晓雪的评价标准正延续自1980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会议”强调“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相结合”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方向，其中，“民族特色”被阐释为“民族生活的全部内容”和表现典型的“民族性格”及“民族情感”，进而在题材上追求“多与展”。但由于“提高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和促进“各民族间、各民族内部、各民族作家的团结和加强祖国的统一”的“时代精神”目标明确，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实以“时代精神”为前提和先导，其展开亦带有明显的“规划性”色彩。

随后在1981年底举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颁奖大会，是将上述“结合”原则落实于具体文学创作，以鼓励的方式，引导和确立“典范性”文本的过程。以云南省获奖少数民族作品为例，其题材包括：以知识分子视角展现少数民族女性的善良纯真及边地的温和与包容（张长《空谷兰》）；以公职人员的眼光聚焦民族地区遭遇的“灾难”及新时期的复苏（张长《希望的绿叶》）；以革命亲历者或英雄后辈的眼光展现西南地区解放和国防不易（李乔《一个担架兵的经历》）；以少数民族青年的热情冲动来展现“四化”的号召力（普飞《山路崎岖》）等。虽然上述文本以不同题材反映“全部生活”的内容，但只要考察其结尾，无论是《空谷兰》中主人公在“归林的鸟儿在山谷里啼鸣，调皮的小鱼秧儿在河面 蹦 跳”，晚霞绯红的时刻，决计永驻边疆村寨；还是《希望的绿叶》中“看交错的枝柯，枝柯；浓密的绿叶，绿叶；听它们在春风中飒飒，在春雨中沙沙。当然还有红色，但不是野火，是孩子的红领巾，是希望，是一种赤诚热烈的希望”编织生态恢复和地方希望的美好怀想，所呈现的风景均带有浪漫的乐观和愉悦的情感。

与上述对未来的期待相匹配的，是小说中往往也设置诸如“春雷一声”、“大地回春”等关键性转折。诸多文本内部情节的结构性相似，昭示了当时作家在处理“现实”和“理想”时遵循“文学反映生活，必然要反映我们的理想———生活已经、正在并将要怎样发展”的认知逻辑。于是无论现实中存在何种复杂的矛盾，也不管矛盾是否得以解决，“总有一天要往前走的！”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愉悦情感的“未来感”，都贯穿于新时期最初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由此，“风景”所衔接的转折，及最终描绘的图景，不仅是文本内部“民族团结和睦”和“民族地方前景光明”，同时也告别和拒绝“文革”文学，并对“新的历史时代”满怀憧憬的情感。在此意义上，民族解放历史、民族政策的恢复和民族区域建设等不同题材的差异，都带有了寻找“新时期”起点和终点的意味，进而被纳入以“新时期”为名的“时间性神话”中。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支配性的历史进化论和目的论逻辑而产生的对时间的敏感”和对“理想”的热望与认同，会不会在忽略现实严峻摩擦的过程中显露出其单薄，又是否会因为过剩的理想主义，弱化、压缩甚至遮蔽与“时代精神”相互错位的“民族特色”？

在此，“新时期”被少数民族作家接纳为一种“‘常识’的历史想象”，还来不及思索，就汇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大潮中，极速地向前涌进。但正如季红真所指出的，“新时期文学在‘伤痕’‘反思’‘改革’等具有轰动效应的大潮之外，从一开始就潜动着一股更平缓、更深沉的潜流”。这股潜流经由“杭州会议”的牵动，以“寻根文学”之名，成为1985年前后文学创作“更新的开始”。于是，当我们回溯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那些获奖作品时，就能更清晰地指认出在一批成于也困于“时代精神”的作品之外，亦出现了诸如《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刀朗青年》、《遮荫树》等将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特色”的重要部分予以表达的文学作品。沿此脉络，在80年代中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风景的文化意味和与之相呼应的现代化意味越发普遍，进而展现出更为复杂的人心向背。

从《红河水从这里流过》开始，以节庆仪式为代表的民间风俗开始被反复书写，出现在《要一百头牛作聘礼的姑娘》、《寨头有棵龙宝树》、《刀杆怨》、《荒原的古树》等一系列作品中。可以想象，在“空气在旋转，篝火的熊熊火舌也在旋转着升腾。……男女之间臀部的激烈的碰撞发出嘭嘭嘭嘭的响声，有力的脚板跺得场坝震荡摇晃，尘土卷着漩涡飞扬”和“围着烛光‘长明灯’摆放的是糯米粑粑捏出的遮帕麻射落假太阳的弯弓，遮咪玛留传给祖辈们的刀锄，还有芭蕉叶上的黄米饭，五脏六腑俱全的熟鸡，熟猪头猪脚猪尾巴（有头有尾以表白祭祀的诚心），再摆上水酒、茶叶、刀杆烟”的风景中，现实生活被引入带有狂欢意味的古老庆祝活动，和带有神圣意味的祭祀活动当中。在此，传统不仅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复活”，并关联族群历史与记忆，同时向本民族文化的回归，亦将滚滚向前的时间带回古朴的循环当中，进而走入“日子甜甜蜜蜜，筋骨都泡得软酥酥”的舒适体验中。

与之相对的，是算盘、电影、的确良、录音机、汽艇等一系列现代化符号，这些符号经由“公路”、“上学”渗入传统把持的乡土社会，成为掀起波澜的扰动性力量。在《红河水从这里流过》中，主人公驾驶的“汽艇”成为赶超“竹排”和淌过古老红河的工具，在极具动感的超越中，沙坝湾的地理发现涌动着开发的激情和对未来的热望，并以资源和物产的丰饶予以展现：“大沙坝突然在她脚下放射出迷人的光彩：满山的牛群象河里的石头一样多；果园里的荔枝芒果挂满枝头；蕉林里一串串香蕉堆成山；一塘又一塘的鱼儿跳来跳去……”需要注意的是，与地方丰饶物产的写实相比，以交易山货的方式所展开的贸易，其色泽之质朴与拘谨，其实与录音机、电影所传递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中物质主义之斑斓相距甚远。这种不稳定、模糊的现代化图景，强化了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眼光所包含着的明显地理因素，即由于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山外的声音”在翻山越岭而来的过程中被层层削弱，导致了现代化影响渗透的乏力。

二、代际冲突与“恋地”的青年

上述两种风景，无论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依恋，还是希望用传统的方式，追求现代物质享受的愿望，都显示出“从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注转向对于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现”的“内转”倾向，进而也突破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在1980年代初期，最初所展现的颇具同构性的壁垒。但由于地理单元相对封闭，位于“新时期”天平两端的“现代化风景”与“文化风景”并不完全协调，更多时候是在二者的短兵相接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冲突模式。当现代化嘹亮的“噪音”突然刺穿包裹于群山胎衣中的耳朵时，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延续与割裂的辩难，在父辈与子辈的价值观差异之间，映射出更为复杂的人心向背。

在《山外的声音》中，“卖熊肉”这一行为，在文化传统的视野中，被视作对山间“共享”风俗和同胞情谊的“背叛”。因此当儿子、儿媳将猎获的熊肉带到市场时，父辈与子辈眼中所见风景截然不同。对公公蛮大来说，是“发现屋地上堆着一堆未经洗刷的熊肠子，几只绿头苍蝇，循着开门声，嗡地一下惊飞起来”的一片狼藉和晴天霹雳，而对儿媳石花来说，则是镇上的街场“万头攒动，熙熙攘攘，叫买卖的吆喝声、欢笑声，象似金沙江峡谷里的涛声”的热闹喧嚣。从视觉的直接刺激出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描绘，唤起了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一边是父辈因孩子违背祖训而愤怒和羞愧，一边则是子辈在对物质生活的憧憬中心怀愉悦。这并非《山外的声音》的独特创造，而是更广泛地出现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如《野女》中父亲在目睹了女儿因收购多依果与邻居发生争执，及年轻人“毫无顾忌地吃他们的，喝他们的，谈他们做生意的打算”的“游手好闲”时，父亲的“愤怒”终至决裂亲情的地步。在此，父辈与子辈之间矛盾的爆发点正在于是否要转变经年累月的生活方式，走向“山外”。

而无论山里、山外的内外之辨如何缠绕与分歧，价值观的抗辩如何激烈，对云南的地方感受都有一致的底色。在《红河水从这里流过》、《熟透了的山坡》、《山岚》等小说所依托的山河相间的地理环境中，吟唱“大山是我们的父亲，峡谷是我们的母亲”的依恋“土地”的人，也正困于“哀牢山太深了，我们哈尼人走不出去了”的封闭、焦虑与困惑中。群山环绕的“包围圈”形成了西南少数民族闭塞、封闭的基本地理感知，即使是资源丰富的河谷地带，这种封闭感也依然存在。由此所生，展开的关乎生存的体验，无论《山岚》中雾气弥漫，生计脆弱贫穷的山区的荒凉之景，还是《红河水从这里流过》中河湾处冲积平原堆积的未被开发的丰饶沃土，都在“封闭”的前提下展开，成为西南地理感受的底层。

在由大地延伸至天空的封闭地理环境中，纵向延伸和循环往复，构成了父辈对西部空间想象的传统方式。该空间不仅如《荒原的古树》、《寨头有棵龙宝树》中，所有人匍匐在荒原上，想象翻涌的浓雾中高居苍天的“神灵”；同时也在日升月落，年复一年中固守着生养自己 的 土 地，形成颇为凝滞且稳固的时间感受。而对子辈来说，凭借“读书”或“贸易”的契机，空间得以横向展开，譬如《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火之谷》、《熟透了的山坡》、《野女》中的主人公因“读书”而走向山外，获得开阔的视野；《要一百头牛作聘礼的姑娘》、《红河水从这里流过》中的“山里人”则由于贸易的需要，在与山外人交流的过程中，人心易变。正是在少数民族青年萌生向外探索和接触的热情与动力，与父辈的摇头叹息和无可奈何之间，传统价值中务实且保守、自足但自闭的一面，和以流动、交换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上述围绕集体“分享”的“传 统”中是否应该接受以追求个人利益和财富价值的“现代”观念或生活方式的抗辩结构所展开的文本，在呈现出“风景”冲突的同时，也提供了协调摩擦，及背后由空间想象方式导出的两种充满张力的情感状态。在《要一百头牛作聘礼的姑娘》的结尾，抛出“求婚难题”的嘎珠最终以傈僳族传统的成婚方式，嫁给了在当地小学教书的知识青年浩学文；《寨头有棵龙宝树》中“辈分很大”的老爷子也在“叛逆”孙子拿到柑桔的供销合同时，痛饮了比平时多一倍的酒。于是，如果说担心村里的姑娘“飞向山外”预示着保守与开放的姿态是产生矛盾的根由，那么经由对知识／文化的尊重和“先富帮带后富”的共同致富理念的向往，其实构成了留在“地方”、发展“地方”的转喻，进而形成联络情感和地方认同，起到缓解冲突的作用。在此意义上，西南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极力呈现了“风景”间的摩擦，同时也让身处风景交界地带，最早想象“现代化”，特别是致富情景的少数民族青年，肩负起了弥合“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责任。

段义孚认为，“风景”在“鼓励我们去梦想”一个地方应该如何时，充当了“出发点的作用”，但它能持续引起我们的兴趣，并非源于一种纯粹的理想，而是“因为它具有我们能看到并触摸到的构成”。基于此，上述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弥合方式，仍须置于现实中获得某种超越文本的现实意义。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规划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念催生了“梯度发展”的经济方案。但在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背景下，西部的研究者、学者认为“只让东部受益，是会有问题的”，因此对该理论提出疑问，并促成了“京津沪地区的学者和西南三省的学者汇集于贵阳进行面对面交流和论争”。其中，“富饶且贫困”的西南地区，不仅蕴含着待开发的丰富资源，也意味着文化的多元和活力。进而，在对现代化与文化互动问题的再思考之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不应再成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之路上的阻碍，反而应视作对以单一经济指标衡量现代化的补充。由此观之，或许正是缘于现实中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讨论，云南自身资源的“富饶”，被视作解决当地人“贫困”的有效途径，进而也促使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地方性文化表达得以有限的“自觉”，和走向“山外”、“市场”的冲动并举的文本状态。正是在此意义上，“云南”的情感表达、地方意识与国家整体意识联结在一起，成为建构国家完整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获得其自身的意义。

三、整体性视野下的民族文化实践

经由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风景的梳理，以及将风景兼容理想与现实的属性，视为链接文本与现实的中介，风景获得了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反思“地方”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可能。某种程度上来看，1980年代中后期一批更为人熟知的少数民族文学，诸如扎西达娃带有“魔幻”色彩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表现出强烈抒情韵味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金牧场》，乌热尔图书写兴安岭猎民林间生活的《琥珀色的篝火》，其共同特征在于以极具独特性的笔调，对区别于汉族文学、其他民族文学的文化习俗、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加以描绘，不仅从内容上为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主潮注入了新的民族性活力，某些时候还转化成一种独特的创作技法，为文学进路的探索提供借鉴，因而迅速成为文学史关注的对象，继而被定型和经典化，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典范。

上述作家在1990年代得到了更为清晰的指认。关纪新依据少数民族作家和本民族文化关系的亲疏，将作家粗略地划分为“本源派生—文化自恋”、“借腹怀胎—认祖归宗”、“游离本源—文化他附”三类。借助此划分，无论是“本源派生型”的乌热尔图对带有“萨满教观念形态”的民族文化进行表达，还是“认祖归宗型”的张承志、扎西达娃在“表象模糊”的民族文化形态中，“寻根溯源地重新找到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少数民族作家在处理民族文化时，同时将其引入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影响的“地域文化”，及对本民族历史阶段的回溯当中，由此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对“文化原初美”和“人性原初美”之“原点”的探索，就带有了唤醒珍贵文化记忆的冲动。在国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主义的双重加持下，此种冲动转变为一套评判少数民族文学价值的潜在共识。

在此共识下，挖掘民族文化的叙事行为，被冠以诸如魔幻现实主义、人口极少数民族的文学写作、双语写作、文学民族志等命名，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走向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深描”。这种“深描”具有展现原生文化的优势，但以文学作为文化之镜，亦容易将“深描”导向地方文化保守主义，而成为一种劣势。近年来，随着地理区隔被交通、网络、旅行打破，更为普遍的现象是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是本民族唯一的“代言人”。民族及民族文化的表达权，更多地转移到进入民族聚居区的“他者”中，并以不同的媒介形式加以感知、留存、带走和展示。在此，“他者”对民族文化的言说，由于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业已固定的民族文化符号的重复，而这些文化又因为被储存于“原点”处，而丧失了与现实沟通的能力，极易陷入被任意曲解和碎片化的阐释中。这不仅有将少数民族文化奇观化、猎奇化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民族文化看似自说自话的处境，进一步加剧了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和游离状态，更加丧失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可能。

正是出于对民族文化各自为营的警惕，少数民族文学中对时空维度的处理仍须加以反思，特别是要在深入文化内部和勾连文化外部之间建立整体性视野。在此，与返回“原点”的民族文化不同，杨义在世纪之交所做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努力，企图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华民族文学的整体范畴中，从而展现出中国文学“领土的完整性和民族的多样性，以及在多样互动和整体发展中显示出来的全部的、显著的特征”。以“多部族和民族”在以各种形式的相互交融中“最终形成的一个血肉相连，有机共生的伟大的民族共同体”为前提，少数民族文明与汉族文明，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有着“共生性、互化性和内在的有机性”的关联显然是题中之义。这种关联导致在互动互化的动力学系统中，少数民族文明时而以自身的“野性”对中心进行冲击，但这种冲击又很快融化进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包容中，故而形成以汉族文明为向心的文化凝聚力和以少数民族文明为补充的“边缘的活力”的中心—地方形态。在此形态下，两种文明都偏离既定的发展路线，在彼此的文化形态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对方的“痕迹”，其中相互交融的部分内化为“内在化类型”文化，需要详加辨析和比较方可探其原貌和形变；而彼此排斥的部分，则清晰地保留着“外在化类型”文化的差异性，两种文化共同作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样存异”的文化统一体。

通过将少数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也自然地转向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过程的书写，进而敞开了民族与国家间的关联。在《恋地情结》一书中，段义孚开宗明义地强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在建构和认知风景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视为个体或集体意义上的“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的“恋地情结”。“恋地情结”颇具开放性的阐释空间，在强调崭新的观念可以对“地方”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现在时刻”———该时刻夹杂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同时呈现出对未来理想栖居地的憧憬和对过去积淀深厚文化的回顾，且由于有现实的地方作为可改造的对象，“过去”和“未来”都进行了协调的努力。进而，上文所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虽然大部分有着相对简单的情节构架，谈不上立体丰满的人物塑造，甚至由于起步较晚，缺乏训练，而将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景观化、符号化，以至于造成接受时的误解的诸多弊端，但因为在与现实更密切的联系中，记录了云南少数民族在融入国家倡导的现代化道路的“缓进”状态，才更能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化寻根”脉络之外，或许可以称为“文化实践”的另一种痕迹。

正如贺桂梅从韩少功的“荆楚”、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中，发现了“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楚文化、秦汉文化、吴越文化），是以“不同地方、区域的文化的空间差异”显示“作为整体的‘文化中国’时间变迁的痕迹”，以填补华夏文化空白的雄心和设计。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此时此刻”的时间坐标意涵，虽以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为框架，但真正讲述的是“地方”大方地包容了带有不同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人。于是在不同风景的重叠、交流、接触中，８０年代中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位于“封闭与开放的交叉点上，在传统民族文化、外域文化、汉族文化与现代意识的撞击点上”，蕴含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地方”真正成为“情感”的载体，并具有联结各民族的可能性。就像《红河水从这里流过》中，汉族“筑路工人”兼职“放映员”的都郎与懵懂但好奇的傣族姑娘一样，都是在现代都市和边疆传统的空间和时间两个层面上的“边缘人”，他们并非被双边的文化集体排斥而抱团取暖，而更是黏合两种文化沟通障碍的桥梁纽带。因此，无论小说中所述的青梅竹马的纯情，还是与汉族青年间的友谊，都可以看作和合关系的具体想象。当外来者决心“留下”时，伴随流动的停止，区域的形成经历了一次冲击和转换，“在地性”与认同感相伴而生，新的民族共同体形象也被赋予了具象。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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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