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章军|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建构

摘 要：文学对于文化记忆的建构有重要作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具有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他们以多种方式书写中华儿女的血脉联系。重述神话，以当代语境和古老记忆对话，激发共鸣，传承记忆，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填补中国历史中的少数民族视角，文学再现“我们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通过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学书写，少数民族作家将“地方故事”融入“中国故事”，建构共享的国家记忆。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中国故事

“从记忆角度来看，文学是最优秀的记忆术。文学是文化的记忆，它不只是一种记录的工具，更是纪念行动的载体，包含了某种文化所储存的知识，实际上也包含了某种文化所创造出来并构成了该文化的全部文本。”雷娜特·拉赫曼的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文学对于建构文化记忆的重要性。文化记忆是指一群人共同分享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符号，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沉淀千年的文化记忆深植于传统文化结构之中。文化记忆不仅是民族认同的基石，也是共同体认知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一书中写道：“欧洲有过希腊、罗马、教廷这几个大型的共同体，中东也有过伊斯兰的共同体，南亚有过印度共同体。但是，中国这个共同体，其延续之长久，而且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在同一个地区继长增高，其内容却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凡此，都是上述另外那几个共同体不能同日而语的。”在许倬云看来，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久维系，有这样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是经济，中国拥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各地方长期以来互通有无，也互相依赖；第二是秦汉以后，没有明确的贵贱阶级之分，平民阶层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第三是全国通行的文字系统，它超越语言的隔阂，作为超越时间的资料媒介，使文化得以赓续。文化记忆对于凝聚共同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学艺术在塑造文化记忆、激发共同体内部的情感共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精神面貌、审美向度也在发生变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也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视域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记忆建构的意义所在。

一、重述神话：与古老记忆的对话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集体记忆并非个人记忆的简单集合，它代表了一种集体的历史观念和对过去的共同理解，集体记忆的构成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历史回忆是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重要方式，历史是提供自身来源和身份认同的工具，而记忆的功能是让历史有迹可循。“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因此关于回忆的问题也就深入到了政治动因和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核心。我们面对的是一汪原液，从中可以塑造身份认同，创造历史和建立共同体。”历史记忆是国家认同、社会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石，通过共同的历史记忆，国民能够认同自己所属国家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历史使命，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认同感。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形势面前，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通过重述神话、填补历史、记录当代重大事件等方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过一个国际性的出版合作项目——“重述神话”，中国作家也参与其中，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的《人间》和阿来的《格萨尔王》均为这个出版计划的成果。尼采说：“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唯有一种用神话调整的视野，才把全部文化运动规束为统一体。一切想像力和日神的梦幻力，唯有凭借神话，才得免于漫无边际的游荡。”而在弗莱那里，神话具有一切“好故事”的基本结构，各种文学类型都是神话的延续和演变，由神话原型引出的叙事结构贯穿整个文学史，可见神话资源对于文学创作和塑造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重述神话”项目是一次将神话资源进行当代创造性转化的文学实践，从中可以看到重述神话对于建构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作用。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大量重述本民族神话的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阿来的《格萨尔王》。阿来的小说以说唱艺人晋美为主角，通过他讲述了格萨尔英雄的一生。晋美穿梭于现实与梦境之间，格萨尔形象也在崇高的神性与软弱的人性之间交叠。虽然格萨尔的神性最终战胜了魔性，但人性中恶的一面是无法消除的，格萨尔明白了这一点后，选择离开人间。讲述神话史诗中的英雄格萨尔有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这颇有解构的意味，其背后是阿来对藏族文化现状与未来的思考。阿来在小说的开篇便写道：“魔既然想变成什么就能成为什么，久而久之，就对种种变化本身感到厌倦了。如此一来，魔就想为什么一定要变化成那些凶恶的形象呢？于是索性就变成了人的形象。魔变成了人自己。魔与人变成一体”，“也有人说，世界上本来没有魔。群魔乱舞，魔都是从人内心里跑出来的”。在《尘埃落定》《机村史诗》《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等作品中，阿来始终关注人心和风俗变迁。在现代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人性冷漠、贪婪的一面逐渐暴露，文化、生态、人口流失等方面的危机逐渐出现。在《格萨尔王》中，通过重述神话，阿来试图与最古老的记忆对话，一方面呼唤人性崇高的一面，另一方面为藏族文化寻求更好的当代发展策略，在神话中重塑更有当代意义的精神世界。面对全球化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文化唯有不断自我革新，才能在中华文化中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阿来把民族的未来、历史与传统并置呈现，辩证审视自我与他者、差异与同一之间的关系，关注传统与现代、国家意志与个体记忆对话的可能，既是对族群历史来路的考察，也有对民族共同情感与记忆在现代语境下如何构建的思考，为传统文化复兴指明路径。”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和梅卓也有重述史诗《格萨尔》的小说，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书写着共同记忆，以不同的形式传递出凝聚精神的意愿。次仁罗布的《神授》讲述少年亚尔杰获得“神授”成为一名出色的说唱艺人，他不知疲倦地给草原上的人们讲述着格萨尔降妖伏魔、除暴安良的故事。之后的情节却急转直下，面对功名利禄，亚尔杰迷失了，当他对着录音机想要录下早已深入脑海的格萨尔故事时，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一个字。失去了“神授”的亚尔杰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发现故乡的人与生活方式也完全变了，人们沉迷于娱乐，贪图享受，金钱成了唯一的话题。小说结尾处，另一位13岁的少年在等待“神授”，他直言不讳地对亚尔杰说，他渴望成为说唱艺人就是为了离开草原去大城市，得到更好的生活。相较于《神授》这个有些灰暗的故事，梅卓的《神授·魔岭记》要阳光一些。小说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阿旺罗罗的13岁藏族东查苍部落的后人，他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成为真正的“神授”说唱艺人。在谈及写作动机时，梅卓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千百年来格萨尔一直被传承，到了现代化的当下，应该怎样把格萨尔史诗更好地传承下去？传承的意义又在哪里？怎样帮助我们的孩子树立文化自信？”“《神授·魔岭记》这本书最初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希望他们通过阅读一个简单、好玩的故事，对格萨尔史诗这样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产生兴趣，还可以进一步去了解、去研究。”虽然《神授》和《神授·魔岭记》两部小说中的说唱艺人的命运迥然不同，但作品传递出的意蕴殊途同归。通过重述神话，作家用当代的语境对话古老的记忆，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重构情感联系，传承集体记忆。

二、补白历史：记忆中的情感连接

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稳定的共同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少数民族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尝试填补历史的空白，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汇入中华文明的长河之中。正如阿来在《云中记》中写道：“有人还想出了一个比喻，世界上所有的水流开始的时候，都是一小股一小股聚在一起。越往前，就要汇入更大的水流，最后，流入到大海，就分不出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本身就讲述了少数民族是如何融入中华文明历史的。例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将地区解放和土司制度的终结作为小说的主线，其另一部非虚构作品《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讲述了民风彪悍的瞻对地区坎坷的民族交融史。再坚硬的铁疙瘩也终会融化，瞻对经历了上百年的抗争，最终被赵尔丰不费一兵一卒收回，清廷的“改土归流”在川西顺利推行。阿来说，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只有一个答案：势。大势所趋”。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有牌出错》《水之城》《情人跳》等作品，以“改土归流”为背景，以土司家的贵族女性为主角，讲述土司制度不可挽回的衰落。土家族作家叶梅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土司》，作品名称本身便是少数民族现代转型的隐喻。署名“贝锦三夫”（三位土家族老人）的400余万字巨著《武陵王》，讲述了武陵山区传承千年的土司制度，其中《文星曜天》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主线，讲述了清朝初年，土司的孩子田顺年回乡后，将先进的文化技术带到了山区的故事。革命历史题材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填补了历史记述中的少数民族视角，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了“我们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藏族作家达真的《命定》以两位康巴青年“逃离”自己的故乡，投身行伍参加抗战部队为主线，展现了康巴地区的文化与历史。《命定》是首部正面描写中国藏族军人参与抗日战争的文学作品。作家达真在写作之前，前往河北献县、内蒙古呼和浩特、云南腾冲、吉林延边等地考察抗战纪念馆、遗址。达真“康巴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家园》，主角上海人王本昌在年轻时曾远赴川西高原支援边疆建设，在那里结识了一生所爱的藏族姑娘达瓦志玛。二人的孩子琪加成年后出国留学，学成毅然回国，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与使命。“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长江连接起了一家人的命运，也象征中华儿女血脉相连、永不分离。

彝族作家吕翼的小说分为“当下”与“历史”两个序列，虽然题材不同，但都流露出强烈的家国情怀。一方面以云南乌蒙山区为地域背景，以精准扶贫为焦点，描绘彝族群众的生活巨变，充分发掘作为地方知识的彝族传统文化，形成了浓厚的民族志叙述特色；另一方面以彝族和汉族文化交流与抗日战争为背景，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长篇小说《肝胆记》讲述了乌蒙大地上汉族、彝族同胞肝胆相照，在党的领导下共御外敌的故事。吕翼的另一篇获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中篇小说《马嘶》也表达了类似的主题，讲述了乌铁与胡笙一同保家卫国、冰释前嫌的故事。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通过还俗僧人晋美旺扎的一生，展现了西藏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变迁。小说中的瑟宕二少爷渴望改变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面对新社会、新制度的到来，他的内心充满希望。苗族作家杨文升的长篇小说《神山》，以20世纪前半叶的桂西丛林山谷为背景，讲述苗族百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壮举，表达了“天下汉苗一家”的主旨。

在文化记忆理论中，记忆是不稳定的，记忆与历史之间存在某种共谋关系。当作为亲历者的回忆主体早已不在场时，如何讲述历史就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上关于“大一统”的种种依据已纳入文化记忆的肌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连接深植于历史的脉络之中。书写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记忆成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自觉选择，这是文化的力量，是历史的力量。阿来说：“不知历史的人，往往天真地认为自己前所未有的高明。不知历史的人，往往行着旧事，却以为自己做着开天辟地的全新事业。”《瞻对》中的布鲁曼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打破千年来历史的因循，但最终还是陷入历史可悲的循环之中。再版时，阿来写下了题为“我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现实”的序言，其中写道：“我生活在藏地，写的是历史往事，但动机是针对当下的现实。这里面也包含了我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哪个民族，都希望这个国家安定，希望这个国家的老百姓生活幸福”。诚如阿来所言，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书写往往蕴含着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热烈的爱与期许。

三、记录当下：集体记忆中的社会编码

历史对应的是现实与当下。对当代大事件的讲述，是塑造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正在进行的大事件不仅关乎当下，还会建立与过去、未来之间的关联，事件传递出的精神文化意义，表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导向。通过对西部大开发、汶川地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当代事件的文学记录，少数民族作家将地域和少数民族历史纳入中华文化叙事体系，建构多民族共享的国家历史记忆。

萨义德认为，铭记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苦难中的艰辛，强化其记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且书写苦难的经验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汶川地震是全国人民的伤痛，阿来的《云中记》起笔于大地震十周年的那一天。小说讲述大地震后，云中村受灾严重，300多人的村庄死亡93人，而且还存在山体滑坡的风险，整个村庄都需要搬迁。村中的祭师阿巴决定履行安抚鬼魂、抚慰人心的职责，他带着全身的祭师行头回到了已经成为废墟的村子，缅怀一位位逝去的乡邻。面对乡长外甥的规劝，阿巴拒绝离开，坦然面对“托体同山阿”的结局，最后和云中村一起沉入江中。《云中记》是一部书写灾难的悲悯之作，是对死者的安魂，更是对生者的慰藉。正如余博士对阿巴说的那句话：“大地上的一切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一种样子”，这也体现了阿来对人与自然灾害关系的思考。用苦难和鲜血书写的历史事件，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巨大变迁本身就是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发展契机，在这期间诞生了大量书写“山乡巨变”的作品。土家族作家李传峰的长篇小说《白虎寨》，讲述了以幺妹子为代表的进城务工青年回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满族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同样讲述了一个青年农民主动回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主角范少山自小以《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为榜样，在大城市卖菜致富后，回乡带领乡亲修路、育种，最终让贫困的小乡村脱贫致富。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短篇小说《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从远道而来的古人的视角展现了哈图布其的变化和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在创作谈中，海勒根那热情赞颂了新时代的草原农村牧区：“我欣喜地看到了国家民生工程的成果，看到了牧村红墙蓝瓦、街道硬化，道两旁园艺树整齐茂盛，原来城市才有的‘华灯初上’也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农牧民脱贫致富，脸上都挂着乐观的笑容。没有什么比这些更让我高兴的了。而且不仅仅是民生，还有生态环境，我看到山青水绿，草原植被正在恢复，鸟儿和野生动物正在回归”。回族作家马慧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走出黑眼湾》讲述了宁夏西海固地区生态移民搬迁的故事。“这是一群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村庄的故事，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这也是脱贫路上所有人的故事。”闭塞的小村庄在1983年、2000年、2011年经历三次搬迁，彻底走出黑眼湾是脱贫路上平凡而伟大的故事。瑶族作家瑶鹰的《赐福》是一部关于精准扶贫的小说。起初，贫困户杨五七和“我”“斗智斗勇”，但在“我”不遗余力的帮扶下，最终杨五七过上了好日子。

书写山乡巨变与脱贫攻坚时代主题的作品还有很多，例如，藏族作家王小忠的《满山都是忍冬花》、土家族作家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苗族作家向本贵的《两河口》和《上坡好个秋》、侗族作家石庆慧的《等待山花烂漫》、瑶族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毛南族作家谭志斌的《荒园逸事》、侗族作家石庆慧的《女人树香》、维吾尔族作家热孜古丽·卡德尔的《星光灿烂》、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废墟上的涅槃》、苗族作家龙宁英的《逐梦：湘西扶贫纪事》等。此外，土家族作家叶梅的儿童文学小说《北斗牵着我的手》和长篇报告文学《粲然》聚焦中国制造和大国重器，令读者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叶梅在新时代有明显的创作转向，“由书写土家山寨小故事到书写中国大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叶梅在新时代的创作转型，展示了一个中国土家族女作家的创作新历程，也展示了一个中国作家将创作生命融入祖国、融入时代的不懈努力”。艺术作品对社会大事件的记录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文化记忆，促进中华文化传承和认同，引导人们思考，传递价值观念，这也是考察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对于记忆书写的意义所在。

四、结 语

文化记忆在塑造和维护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方面有着重要乃至核心的地位。文化记忆需要通过各种媒介来建构和传播，特别是文学艺术在文化记忆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化记忆并非对现实与过往的全盘记录，社会群体会选择性地记住某些事件、人物，这种选择性体现了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通过重述神话、补白历史、记录当下，在文化记忆层面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的神话、历史、现实都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历史看似遥远，却在文化记忆中与现实相互交织。“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艺术当然也在其中。近日，由李娟散文改编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新疆广阔壮丽的自然风光，多民族和谐共处，构成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唯美画卷，这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优秀实践。一部中国文化艺术史就是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各民族在建构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层面体现出互补性和趋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时代要求与历史使命，恰如叶梅所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过程中，各民族一直是相互‘濡染’的过程，从来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文学创作，必须要反映这个历史的主流和必然。”

文中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请见原刊。

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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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辑：阿余尔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