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事件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方法，意味着全新视域的生成与研究范式的革新，其与当代史诗研究的结合，能够补充传统研究方法理论资源的不足，同时推进“事件史诗学”的范式更新。在对我国三大史诗从文本到事件、从现象到本体、从绝对到不可能的事件性考察进程中，揭示了史诗作为事件这一独特视域的阐释价值和发展潜力。事件哲学的自足性、动态性、生产性以及独异性内涵，皆与我国的史诗研究发生了深度的关系建构，使得事件视域下史诗生成性、建构性以及独异性的开掘成为可能。
关键词：事件史诗学；事件哲学；建构性；系统性；独异性
21世纪以来，学界正兴发着一场隐秘而又激烈的“事件转向”——从文本到事件、从现象到本体、从绝对到不可能。事件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阐释进路，与哲学、艺术、历史以及文化研究迅速结合，形成了新的症候式研究。事件哲学视域下的所谓“事件”具有以下属性：不确定性、非物质性、中立性、独特性、生成性、可撤销性、建构性和分裂性等。事件哲学的以上属性，与《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我国三大史诗作为口头文学的生成性、连续性、异质性等相契合，为我们提供了对于史诗研究全新的研究范式和观察窗口。事件哲学作为一种新生的理论利刃，其对传统的颠覆性和分裂性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得以窥见史诗现代新质的空间。构建事件史诗学，是将史诗视为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动态结构。这样，史诗从历史、民族、文本的桎梏和规定中解放出来，还原成为无数个叠加的“事件”供以审视。这是对传统史诗研究方法的反叛和挑战，也是对史诗研究思维的补充和更新。事件哲学这一新研究视域的引入，推动了史诗审视机制的变化，史诗不再被视作单一且分割的研究客体，而是成为拥有独特生长纹理的自在之物。从史诗的文本、说唱以及流变等诸形态中，皆能窥见贯穿其中的事件性特质。
一、从文本到事件：口头史诗的建构性
随着史诗研究的深入，我国学界对于史诗的研究呈现了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再到事件视域的认识论变迁。这一走向是在西方前沿文艺思想的催动下，对我国三大史诗宏富体系的再认识，也是对以往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研究方法的再审视和补充纠偏。回顾近百年的研究历程，我国史诗的学科视域从单一的民间文艺学横跨到了多学科交织的发展格局，研究对象也从史诗文本逐渐拓展到文本之外的艺人、口头演绎以及文化场域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以往的史诗研究侧重于文本之上的历史意义、民俗文化、语言文字等显性要素的关注，偏向于从事文本层面的历史考证、文艺研究等本质主义方法，形成了史诗研究的史学传统和文学传统两大派别。早期研究路径固然开了筚路蓝缕之功，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就。但随着原学术思路指导下体系路径的完善与题材内容的满溢，当前的史诗研究陷入因循守旧、难以出新的困窘局面。以《格萨尔》研究为例，意娜通过对近二十多年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立项课题，以及学术期刊发表的《格萨尔》相关论文的研究分析，指出“我国《格萨尔》研究的总体脉络相对固化，主题相对单一，话语体系及方法论、研究路径陈陈相因，国内国际联通交流缺乏，特别是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和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诚如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所言：“以三大史诗为代表的我国各民族的口头史诗，无一例外地都有各自的鲜明特征和独特本质；与此相应的，这些史诗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生成演变规律，每一部史诗在产生背景、文化传统、传播脉络、民俗类型等方面都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但我国史诗研究的当代发展是基本同步的，所遭遇的学科困境也是基本一致的。作为显学的“格萨尔学”的当代发展尚且如此，诸如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史诗研究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局。因此，实现范式转换、拓展学科边界成为史诗研究的当务之急。而事件哲学的适时引入，为当代史诗研究的破局提供了理论方法上的指导和启示。
史诗研究的伊始，文本被视作民族史诗的主要形态，也是学界默认的史诗本体。以《格萨尔》史诗研究为例，自1957年王沂暖和华甲合作译著的首部《格萨尔王传》汉译本（贵德分章本）问世以来，学界开始围绕各地搜集发掘出的手抄本、木刻本进行文本研究。早期“格萨尔”学人多从事史诗的翻译工作，研究视点也从文本的故事形态着眼，为《格萨尔》文本故事的完整展开做出开山功绩。其间如王沂暖、降边嘉措、王兴先等研究工作多立足于本质主义的文本研究，以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解释史诗中的故事形态，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理论对《格萨尔》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语言艺术进行研究。《玛纳斯》研究的发展进路与《格萨尔》基本一致，其初步的搜集整理工作开始于1961年，工作重心在于文本形态的资料搜集、记录、翻译以及校对出版。据刘发俊介绍，《玛纳斯》史诗历经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工作，最终形成了以居素普·玛玛依说唱本为代表的八部本《玛纳斯》史诗。可见，静态的文学文本成为史诗研究初始阶段的重要内容，文学文本的研究范式也为文学事件的介入提供了依据。事件哲学是通过与文学的联结，成为后现代背景下反理论的文本阐释新形态。文学作为事件的批判思考集中见于以阿特里奇为代表的英美学界，2012年伊格尔顿出版的专著The event of literature，明确将文学与“事件”相提并论，以事件哲学视域解构了文学本质的固有内涵。他用一种悖论性的方式，重构了文学的事件本质路向。但伊格尔顿对于文学事件的重构不够有力，“至多从强调‘发生’的角度，宽泛而广义地肯定了文学是一种事件。尚谈不上对文学事件论做出了正面强势的论证”而在阿特里奇2004年出版的《文学的独特性》中，文学首次以“事件”的形态亮相理论界，阿特里奇对偏离规范的痴迷，准确抓住了事件哲学的流变属性。文学语言成为事件哲学表征的具体形态，“因为包含在语言运用中的每一条规则、规范、习惯和期望，都有可能被拓展、曲解、引用、抵制和夸大，并且彼此之间大量形成多种组合”。以英美文学事件观进入史诗文本现场，成为阐释史诗文本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有效路径。
我国三大史诗均属于活形态的口头史诗，口头史诗的独特性在于其绵延不绝的文本内容及其庞大的容量空间。以《格萨尔》史诗为例，作为世界上篇幅最长的史诗，其奥秘在于开放的结构体系召唤下的不同文化间的部本创作。“据不完全统计，已掌握部本名称的藏语说唱本、藏文抄本、刻本《格萨尔》篇目达226部，到2000年我国共搜集到藏文手抄本、木刻本289部（含异文本），蒙文《格斯尔》各种版、抄本13种 27部。”传统研究将《格萨尔》的生成性归结于文本结构和内容的特性，以及外在特殊的传播模式和传承模式。事件哲学视域下的文学观，从哲学面相解释了《格萨尔》史诗生成与建构的深层肌理。伊格尔顿批判了将文学视作客体的美国新批评派，指出他们将文本看作“一个有待解剖的封闭符号系统，而不是拥有自身演变史的戏剧化的或者象征性的单个行动”，从而弱化了文学的自我生产力。伊格尔顿将作品视作“事件”，肯定了文学自我指涉的生成性，这种生产性是通过文学语言建构起来的。皮埃尔·马舍雷提出“（虚构式）语言的新奇性来源于它的自我建构能力”。而语言服务于文学事件的生成，“事件总是语言的事件，是一场和表达事件的语言密不可分的奇遇”。因此，语言编织而成的文学事件成为一种自我立法的存在，具有了自我指涉性。“它并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威权。因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都奠定在它的一般法则或者原则之上，不受偶然性或者外部准则制约，所以艺术品建立起一种自我支配的总体性”。以文学事件的视域重新审视《格萨尔》史诗，将史诗文本看作语言积极建构的文学事件，肯定史诗文本的自足性和生成建构性，成为解释史诗衍生性和流变性特征的解题关键。
语言天然地成为文学事件的建筑材料，但在作为人类早期文本的史诗中，还需注意固定程式这一特殊形态的存在，这里暂且不论属于说唱文学的口头程式。史诗中的固定程式，既指多文化共有的母题结构，也指本民族文化特有的固定情节结构。母题是最小的叙述单元，史诗古老的成分大多体现在史诗古老的母题之中。史诗在形成过程中，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往往也以母题形式进入史诗。在《〈玛纳斯〉论》中，郎樱将《玛纳斯》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史诗按人物的生命节奏、事件发生的时序进行了初步的叙事模式分析，将其划分为 9 个基本母题。而《格萨尔》史诗中的固定情节结构同样也是诉诸事件性考察的最佳载体，它是史诗中的组织方式和内部构造，具有稳定性和不变性特征。如贵德本有五个章节，对应着五个固定情节结构，即天神章、降生章、结婚章、降魔章、降服霍尔章，形成一个闭合的环形结构。《格萨尔》史诗的其他部本尽管篇幅不一、章节各异。但基本的结构遵循了环形叙事模型，如蒙文本《南赡部洲大雄狮王传奇》有二十九章，同独立流传的安定三界差异不大。可以说，这些固定的结构和母题构成史诗的基本底色，使史诗在百年流变中保持可辨认的标识。而在固定结构间穿梭构型的文学事件，则成为史诗生长建构的源动力。“神话代表着恒定‘结构’与偶发‘事件’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也代表着个别具体事物与普遍抽象观念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祖先意味着结构，那么后人便意味着事件。”事件哲学与结构意指的恒定不变性相对，崇尚变异性和偶然性。这样，在不同民族、文化场域中生成的文学事件在传统结构中突围，形成了形态各异又总体保持一致的史诗部本。
从语言作为事件再到事件在固定程式中的逃逸，当代史诗研究完成了从文本客体向事件主体的认识论转型。同时事件哲学在史诗文本中的安置，合理解释了史诗篇幅之长、部数之多的文化奇观，以事件自身的变异性和流动性重新观照了史诗文本自我生成的建构性。
二、从现象到本体：史诗本体的系统性
事件哲学在西方学界呈现出从现象学到本体论的发展路向。开始将事件哲学与现象学联系的是海德格尔、胡塞尔以及梅洛-庞蒂，他们对事件哲学的最初探索形成了“事件现象学”的学理系统。巴迪欧通过引入数学的拓扑结构，吸收康托尔集合论等数学资源，确立了事件哲学运行的数学本体论。德勒兹与齐泽克对事件哲学的超越性认知，从“生成”与“断裂”两个不同取向异质同构了事件哲学的本体地位。尽管齐泽克多次表示事件哲学的未决性使它不处理任何预先的本体论承诺，但他对事件哲学奇迹性、意外性乃至神性的强调，本身就预示了一种脱离因果范畴的新本体论的到来。由此事件哲学的地位发生了迁跃，从作为方法的现象学思考发展到作为本体的自为存在。同样，我国史诗研究历程也实现了从现象学到本体论的范式转变，对史诗本体的认识研究经历了文学本体、说唱本体以及文化本体的深入思考。而不同形态本体的历史性产生，对应着事件哲学研究方法不同的阐释取向。
如前所述，史诗文本成为早期史诗研究的中心与重点，史诗抄本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出版是这一时期工作的当务之急。国内最早从事的也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现象学研究。以《格萨尔》研究为例，1928年任乃强初次接触到《格萨尔》史诗的抄本，并在20世纪40年代围绕《格萨尔》在藏区的流传情况、部数以及说唱特点开展了初步的现象学研究。而后在政府支持下开展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确立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向。20世纪40年代以韩儒林、刘立千为代表的四川地区的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以王沂暖、徐国琼为代表的青海地区的研究，以及80年代的研究工作都是以史诗文本的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为主。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于1978年开始了正式的搜集整理工作，在研究学者的努力下，《江格尔》已有70余部独立作品的近200部异文本，诗行近十万左右。与早期现象学的初步研究不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研究转向了史诗文本的本体论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大多紧扣文本，从事文本细读、实证主义以及本质主义的研究范式，从而强化了史诗文本的本体论地位。《格萨尔》《江格尔》以及《玛纳斯》等史诗的文本形态为事件哲学的理论介入提供了场所，英美文学事件观以及事件哲学的欧陆面相，都可以作为文本阐释的利器给予史诗重新解读的可能空间。我国史诗的文学本体论结合事件哲学的独特取径，可以在落入窠臼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之外开辟文本研究的新范式。
与史诗手抄本、木刻本的搜集工作同步开展的是说唱艺人的搜寻和说唱文本的记录工作，但由于说唱内容的文本化覆盖和储存技术的缺陷，史诗的说唱演绎未能成为早期研究的重心。随着米尔曼·帕里的口头程式理论在国内史诗学界的引入，学者们开始从单一的文本研究转向口头诗学的实践研究。加之技术的进步，“数字语音时代的来临，使基于口头的相关文艺样态得以复兴”。口头诗学的研究路径重视史诗演唱中活态的声音信息，弥补了史诗文本化之后动态性的缺失。朝戈金在论及听觉与视觉两种不同接受方式的区别时，引用了雅各布森和萨丕尔之于视听关系问题的观点，确立了听觉符号的优先性。在口头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对史诗的本体研究发生了重心转移，开始重视史诗文本之外的声音叙事的研究。或以口头程式为切入方法研究史诗的新形态；或从事作为史诗承载者的说唱艺人研究；或关注史诗演唱的音乐性特征。学界对史诗声音信息的关注，实现了书面文学向声音文学的本体论转换，是对活态史诗的口头属性的科学认识。但由于缺乏事件性的哲学维度，口头诗学理论的兴起往往遮蔽了说唱过程中的丰富意涵，如说唱场所、说唱仪轨、听众以及与说唱人之间的互动等。引入事件性的表演
在事件哲学视域下，学界对文艺作品的事件性认识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观，构成了文学事件性的理论根基。文学不再视作反映论的注脚或形式主义的专属对象，而是成为一场涉及作家、接受者以及历史性空间等一系列因素的“事件”或者行动。“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明确的对象，而且可以被看作一个言语行为、行动或者事件”。阿特里奇也将文学视作一次阅读行动和一次阅读事件，并非一个客体，而是一次“行动-事件”。而在近期研究中，《格萨尔》学术史的写作不再被视作平稳的历史迭代，而是成为“历史真理”和“理性差序”激烈对抗的相对产物，从而肯定了《格萨尔》史诗自身流传的事件性特征。事件哲学所形成的事件性思维强调对当下事件的观看，尼采在前事件论的发端处就指出，“戏剧发源于对当下事件的观看，进而证明了戏剧与事件在源头上的一体性。”德勒兹对电影哲学的事件性探索，形成了“驱动影像理论”，强调电影观看过程中的积极介入及其对连续性时间的反思。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就指出，《玛纳斯》就是以口头形式表演、传播和发展为突出特征的特殊文艺载体。“《玛纳斯》史诗的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民间史诗歌手‘玛纳斯奇’的表演中产生的口头的综合性文艺载体。”这一综合性的文艺呈现形态与崇尚动态性、生成性的“观看事件”产生了内在的理论勾连。学界对于戏剧的事件性思考同样可以置于史诗的说唱进程之中，成为解读史诗表演行之有效的介入路径。近年来也有学者意识到了影像呈现之于史诗本体的重要性，对当前文字化进程中影像缺失的现状表示了隐忧，并提出了建构“影像文化志”的史诗文本翻译论。以上种种对于视觉演绎及其事件动态性、连续性的哲学审思，可以有效阐释史诗在说唱演绎过程中的丰富性与完整性，也将书面文本的本体关注合理推移到说唱表演的本体论言说之中。
在将史诗作为“声音-表演”事件的本体论建构进程中，另一种文学批评视野下的文化事件理论初现端倪。该方法将研究视点扩大到书面及说唱文本之外的整个文化场域，认为史诗生成的核心在于其外在的文化空间，由此产生了史诗的地理空间、文化记忆以及文化语境的研究。诺布旺丹通过对前史诗时代文化语境的考察，揭示了《格萨尔》史诗生成的原始诱因，接着展示了佛教化与书面化语境下的史诗变形，最后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宣判了史诗的“死刑”。他以具体艺人为例证明了后现代消费文化下史诗再生力的消弭，以及城市空间、标准教育对史诗传统的损害。同样重视史诗演述语境及其文化场域还有研究《玛纳斯》的学者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还有的学者致力于发掘独立于正式表演语境之外的谚语等“文化遗产”，希冀建构起《格萨尔》史诗的体裁生态系统。诺布旺丹等学者对文化语境的再关注，印证了事件哲学对文学生成的文化场的重视。文学不仅是独特文化场域积极建构的产物，也是在文化体验中不断更新再造的文化产品。阿特里奇在论证文学作品的阅读接受时点明了文学的文化属性：“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于我所说的个体文化之中，作为文化场域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的历史沉淀了许多不易定义和相互冲突的文化场域，它们彼此之间相互重叠或相互嵌套。我们所阅读的任何一个文本（就像我们遇到的任何一个个体那样），都是这种唯一的文化构成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史诗文化场域的关注，契合了事件哲学生成发展中文化属性的研究路径，为史诗生成的动因探索、史诗的再生保护提供了有益经验。此外，史诗文化场域的关注也意味着史诗研究新本体论的成型。
在国内史诗本体研究的演进进程中，本体研究范式的转移不仅受到了历史时代的推力，事件哲学的相关理论也与其发展构成深度的契合关系。以抄本为代表的史诗文学文本向英美文学事件理论敞开了阐释空间。口头理论下的史诗研究与事件哲学中的表演维度补足了口头理论研究的不足。而文化场域的再关注则是对文学事件文化维度的回归与呼应。三种本体研究范式的研究和互补，形成史诗研究中“文学文本—说唱表演—文化场域”的三元完整图示，结合事件哲学的丰富阐释资源，可以为新时代史诗研究方法的更新与进步提供破局思路。
三、从绝对到不可能：本土史诗的独异性
从绝对到不可能的界说之中，事件哲学最为醒目的特征——独异性被凸显出来。独异性使得事件发生学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言说成为可能，同时也是“事件”区别于普遍现象最为核心的指征。“事件”作为绝对的剩余物和不可能的溢出者，在逃逸预设的规范以及预期的发生的同时，生成了独异性的内涵及外延。独异性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独特性表征，“既不是普遍-特殊意义上的体系，也不是独特。从某种意义上说，独异性位于二者之间。”当代思想发展出的独异性诗学理论，可视为事件哲学当代谱系的深化发展。我国的三大史诗作为世界上罕有的活态史诗，被公认为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具价值的财富，但其独异性的发掘仍取道于现象学或结构主义方法，无法全方位挖掘出史诗蕴藉丰富的独特性价值矿藏。而热衷于建构独异性的事件哲学，可以在事件性的特殊视域中开掘本土史诗的独异性价值。
事件哲学首先要求介入主体的世界观和审视机制的全面更新，这是对长久统治西方学界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叛，是对理性/非理性、存在/非存在、主体/非主体的重新解说。事件哲学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分庭抗礼，显示了一种突破传统认知范式的新认识论的生成。正如齐泽克评论：“事件总是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这一全新视域下的认知框架欢迎异质性力量的突入，弱化了因果预设和主体统治，期待一种超出本体的不可能的独异性因素生成。事件哲学对差异和变化的追求，使其在发生发展阶段的始终都与“饱溢”与“负熵”、“逃逸”与“溢出”等动词以及“闪电”等动态性名词相关。从基于差异性原则的事件哲学视域出发审视本土史诗，在作为文学事件以及表演事件的史诗形态中，均能在不可能的空集之中捕捉独异性的碎片。此外，对作为事件的本土史诗的独异性考察，涉及到断裂与继承关系的修正式理解。“事件”被赋予了断裂和突变的特性，其生产意图往往指向了独一无二的独特性产物的生成。“巴迪欧、利奥塔、德勒兹那里的事件性总代表着‘差异’‘开启’‘生产’‘戏剧性’‘突变性’以及‘创造力’，总是意味着‘独一无二’‘无可重复’”。而史诗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原始载体，其内在价值更多建立在对传统规范性力量的认同基础之上。相对于史诗的当代变异，学者更青睐于原始文本的不变性。崇尚变异性的“事件”与趋向于稳定结构的史诗似乎构成背反关系，然而正是这断裂与继承之间的张力形塑了史诗的血肉。在阿特里奇看来，独异性并不和普遍性冲突，“珍视独特性并不是珍视本雅明所说的特有而唯一的实体艺术的‘光韵’”。阿特里奇事件思想对普遍性的容纳和对独异性的修正理解，为史诗的独异性解读敞开了空间。
史诗作为文学事件的独异性揭示，与语言事件的自我指涉与自足生成脱不开关系。言语之于文学事件的构型关系已有相当完整的阐释论述，德勒兹等学者经过对事件性力量的溯源，最终认识到了语言作为基本建筑材料的事件之力。奥斯汀在《如何以言行事》中做了“记述话语”和“施事话语”的言语分类，“记述话语只是关于一件事实的平实陈述或描述，而施事话语则承担了言语的现实生产功能，可在迫切的条件下生产现实”。进而肯定了“施事话语”的生产性力量。奥斯汀的施事话语承担了言语的现实生产功能，可在迫切的条件下生产现实，从而将真正的言语事件指向了现实动态性的生产。而德勒兹取法于斯多噶哲学对于动词的青睐，推导出了始终处在变动之中的动词性事件：“不定式动词表达的是语言的事件——语言是一个独异的事件，它（语言）现在与使它成为可能的事物融合在一起”。独异性的生成与动词性言语的绵延变动相互契合，提示我们可以在言语的突变与生成中寻回独异性。德勒兹对言语变异的绝对信任，形成了文学的“逃逸线”理论，居于变动的语言词汇组合成的文学自身，可以逃脱预设观念的框限，以一种游牧式的逃逸姿态绘制了绵延突变的文学地图，并在每一处节点的绘制过程中凸显独异性。反映在史诗里，这种独异性力量就体现在千百年间史诗篇幅部本的不断扩充、人物形象的千变万化以及文化意义的不断衍生之中。这些变异或生成确证了史诗事件的独异性，独异性与变异性的互洽共同制造了一场关于史诗的文学事件。
对于史诗表演维度的独异性考察，需要特别注意史诗制造者——说唱艺人发挥的能动作用。帕里-洛德以及弗里对史诗口头属性的确认和发展，使史诗说唱艺人逐渐进入史诗研究的中心圈层。鲍曼对表演民俗学的研究，更是直接提出了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理论，“鲍曼认为这种表演民俗学理论是通过表演自身来研究口头艺术的。在这一方法中，对语言特征在形式上的巧妙操纵让位于表演的本质，而表演在本质上可被视为一种交流的方式”。学界对史诗口头属性的确认和表演维度的认识，使得表演事件理论的介入成为可能。对表演事件中独异性的发掘可从处于表演中心的说唱艺人入手。巴迪欧的事件哲学概念是一种绝对的断裂，处于无法预知的偶然性之中，事件通过对主体的慑服显示独异性的存在。事件“在巴迪欧那里则外在于主体而类似于神迹，主体只能在稍纵即逝的事件发生后，才忠实于它并将它实现出来”。德里达也认为“事件蕴含着惊喜、未知，以及曝光……事件具有一个特点：它不单作为一种无法预见的事物出现，不单干扰了历史的一般进程，它也是绝对唯一的”。拉吕埃勒等学者批评了这种绝对超越性的事件界定，认为这使马克思主义下降为一种等待事件降临的弥赛亚式的共产主义观念。但他们忽略了史诗这种特殊文化载体中的信仰维度，无论是《玛纳斯》的说唱艺人“玛纳斯奇”，《江格尔》说唱艺人“江格尔齐”，还是格萨尔艺人，在他们的说唱表演中均可窥探到民俗或宗教信仰的附魅，在格萨尔艺人群体中信仰成分体现得尤为强烈。从苯教到佛教的信仰互渗中，说唱艺人完成了对史诗事件召唤的回应，进而在事件自身特性对主体的慑服中补充了信仰因素。郎樱在考察北方民族史诗时也指出：“古代史诗演唱活动所具有的神秘性与神圣性的特点，史诗神力崇拜的观念，在我国 20 世纪的史诗演唱活动中依然有所保留”。说唱艺人对佛教以及格萨尔文化信仰的皈依与认同，使得史诗本体与艺人主体发生“事件性”的结合，说唱艺人得以在“事件”与信仰的双重规制下进行说唱演绎。卡普托认为信仰属于一种生命形式，朝向不可能性。说唱艺人在宗教抑或事件信仰的加持下，开始了戴着镣铐跳舞的说唱演绎，而说唱艺人生命意识的流动性和表演事件的不稳定性，使得史诗的说唱事件本身就朝向了不可能的生发之中，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产生独异性因素。
总之，对作为“事件”的史诗的独异性考察，离不开对独异性作为事件哲学核心指征的全面审视。明确独异性的发现需要建立全新的事件哲学视域下的认知结构，并对事件哲学的独异性进行修正式理解，使其与史诗中的普遍性形成互洽关系。对史诗中独异性的发掘，可以从文本事件和表演事件两方面进行审视。在文本事件中，一系列独异性的产生与文本自身绵延突变的动词性生成相关。而表演领域的艺人说唱，则可从事件信仰对艺人主体的征服，以及艺人丰富的生命形态的张力之间窥见独异性的生成。独异性的探讨实际上是对不可能性的言说，从文本自身的不断扩张到表演事件的不断丰富，其事件性的动态生长和自我指涉共同建构了独异性认知，也见证了不可能性的发生。
四、结 语
事件哲学的转向，标志着人们对于世界的审视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全面革新。事件哲学致力于建立一种动态的、连续的、整体的、不断生发扩散的审视机制，给予各类学科全新的研究范畴和手段。事件哲学与史诗本体的结合，就要求史诗研究从文本中走向现实，从现在面向未来，回溯以往，以流动性、整体性的思维把握史诗作为事件的当代哲学意义和功能价值。以西方学术界掀起热潮的事件哲学为理论武器，重新估定和生发史诗在当代的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是中国史诗学研究进入西方理论视域的一场大“进军”，也是对国内学术领域对于史诗研究的一次震荡与革命。限于篇幅，文章仅从文本到事件、从现象到本体、从绝对到不可能三个面相集中探讨了史诗作为事件的再认识。对史诗作为文本事件的研究，凸显了史诗的建构性特征。史诗研究本体从文本到说唱，再到文化场域的转移和推进中，维护了史诗作为事件的完整性与系统性。而史诗独异性的发掘，则依赖与文本以及表演两个维度的事件性解析。总之，事件哲学对于史诗研究的合理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事件哲学停滞于理论层面的不足，也带来了史诗研究范式的更新。相信事件哲学这一新生理论能和传统的史诗研究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文章来源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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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和霁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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