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表达既结合作家的体验和想象，又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的族群体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族群体验统一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表达族群体验时，选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接受了潜藏在其中的制度、规范等，裹挟了和现实生存境遇贴得较近的时代观念和精神，同时力图运用各族群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或者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中的精魂等。这些策略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

 

　　关键词：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族群体验；表达

 

　　一、族群体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命题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是表达各少数族群在当代的体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族群体验，应当是和我国当代各少数族群的生活紧密相关，展现活生生的人在中国当代生存境遇中的人生经历和感受，表达个体生命基于人生体验的认知和选择。这样的体验，既与少数族群在中国当代的生存境遇相关，是他们对于所处时代的感受，有强烈的时代感。同时，这种感受又深入到他们在漫长历史中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使族群体验的表达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记忆。凡文学多表达体验，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以作家创作为主的文学。这是讲求个人独创性的文学，它所表达的体验按说多属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似乎与他所属的共同体无关。不过，个人的生命体验固然可以成立，往往离不开他所属的族群。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受他所属族群的特性塑造的。个人的生命体验如果要寻求更具概括力的表达，总会和他所属族群的深层的文化心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更具蕴涵的族群体验。正是因为表达了族群体验，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才得以成立。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照已经形成的共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存在的。但是它为什么从当代文学中划分出来，而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呢?换句话说，是什么使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它的本质呢?显然地，它既然称为少数民族文学，表现某种独属于少数民族的特性就会被认为是它的本质所在。这就是说，它因为表现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质而获得了它的本质。权威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刊物在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隆重推出的论文中指出：“少数民族文学是以含纳和表现着不同的民族特质为区别于汉族文学的显著标志的；而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这一民族文学区别于他一民族文学的根本标志，亦在于其含纳和表现的这种民族特质。没有民族特质，便没有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质，既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存在的条件，又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辨识的胎记。”这种指认无疑给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规定了具体的方向，那就是“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产生以来大致经历了“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1990年代以来文学等不同阶段的发展，每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其存在形态、表意策略、审美品格等都产生极大的变化，但其“含纳和表现民族特质”是一如既往的。

 

　　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本质定性为含纳和表现不同的民族特质，同时却不应该忘记，文学，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由作家个体创作的文学的本性在于表达人的体验和想象。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便被认为和人的体验紧密相关，如王一川所说：“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与人们(无论是精英人物还是普通民众)的现实生存体验密切相关的。这是比任何思想活动远为根本而重要的层次。现代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生存体验问题。”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是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产生和发展的话语体系，它可以追溯到人的现实生存体验上去，从而把表现人的现实生存体验也作为本质的追求。于是，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表现人的现实生存体验和表现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质的需要相遇了。在这样的相遇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对于现实人生、时代社会的观察和感应，进入文学的世界，必然与活生生的生命感受和内在情感结合起来，把对民族特质的“含纳和表现”变成一种具有现代性的体验。同时，这种体验由于少数民族文学民族特质的追求，有着民族特质的“含纳和表现”,就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表现的体验变成了一种族群体验。这样，表达族群体验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由于表达各少数族群的族群体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乃得以成立。

 

　　二、族群体验与“新型的集体认同”

 

　　表达族群体验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重要追求。壮族著名作家周民震应《民族文学》之约写过一篇特稿《我的民族魂——纪念〈民族文学〉一百期》。文章叙述他在“时代变了，感情也变了”的新时期，带领一个电影观摩团到香港参加国际电影节面对记者提问时对壮民族民族魂的体验：

 

　　“(一位记者问)‘什么是壮族?壮族有什么特别吗?'这却把我给问住了。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出这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少顷，我急中生智，微微笑道：‘诸位记者想必都看过电影《刘三姐》吧?她是壮族的歌仙。在她身上体现了壮族人的一切特别之处。’”

 

　　“‘哦——’记者们顿开茅塞似的发出一片赞誉声，热情地鼓起掌来。我明白，他们并非为我回答的机智鼓掌，而是为我的民族在鼓掌。就在那掌声四起的一瞬间，我感到一种特殊价值的发现，人格的升华，感情的提纯，……从那时起，在我的心里，常常涌动着一种东西，撞击着我的思维、心绪、感情。勾起我许多遐想，甚至，牵出我眼眶中激动的泪珠。这是什么?哦，这是不是民族魂呢?”

 

　　周民震对于“民族魂”的带有自豪感的体验，是独属于壮族的族群体验。它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虽然升起于“时代变了，感情也变了”的境遇之中，却早已埋藏在心里，一遇适当的时机，就会触发开来，形成一种自觉的追求。在接下来的叙述中，周民震意识到：“那瑰丽无比的、耸立在历史里程上的民族文学和艺术的珍品，不正是民族魂的一种奇特的闪现吗?”民族魂外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民族文学和艺术的产生。这也证明，并没有所谓本质固定的“民族魂”,民族魂其实是在“民族文学和艺术”这些人类创造物中构建出来的，所以寻找的过程既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他在寻找民族魂的同时，也明白：“我的血管里流着壮族的血液，却出生在一个汉族人民聚居的地方，我的少年与中华民族共同度过了灾难深重的时代，我曾把青春献给了苗、瑶、侗、彝，又从他们那里吮吸了文学养料。……中华神州大地啊!何处不烙印着我，我的民族和我的兄弟民族交织的一双双足迹，一滩滩血汗，一颗颗心……”这些感情充沛的文字表明了一种认识：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任何一个族群，都和其他族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都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所有关于本族群的体验与表达，构成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认。

 

　　这样一种统一于共同的整体——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在当代中国受到无以复加的强调，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也相当广泛地表现了这种认同。它既被看成是漫长历史积淀下来而产生新变的文化认同，又被视为服务于时政的政治认同。哈贝马斯指出：“只有当国民转变成为一个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并把政治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民主的自决权。但是，对‘臣民’的政治动员要求混杂在一起的人民在文化上实现一体化。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民族观念也就付诸了实现；而借助于民族观念，国家成员超越了对于村落和家庭、地域和王朝的天生的忠诚，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显然地，在当代中国就建立起了这样一种“新型的集体认同”。在这种认同中，不管是汉族还是原先被歧视性地称为蛮、夷、狄、戎的各少数族群，都成了当家作主，享有“民主的自决权”的人民，所有的人民都在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实现了一体化。这样，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就“付诸了实现”,从而建立起“新型的集体认同”。这种“新型的集体认同”和人的体验、想象密切相关。在著名法裔美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看来，民族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小说与报纸“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如此看来，“新型的集体认同”毋宁又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就我们的论题而言，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各个族群的体验和想象建立起来的。而小说和报纸(在当代中国，当然不止这两种，还有诗歌、戏剧、期刊、电影等)作为“形式”在表达族群体验，建立新型的集体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要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表达的族群体验作一个总结，则可以简明地表述为：它一方面含纳和表现着不同的民族特质，另一方面又指向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两者密不可分地组成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族群体验。用《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评论员那篇著名文章的话说就是：“在今天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昂扬奋进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具有历史高度的自立地位，既要在创作中突出地表现文学的民族特质，又不能仅仅满足于对民族特质的单向强化，必须同时坚持在作品中铸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这里，“社会主义现代化昂扬奋进的形势”,“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等，都属于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需要说明的是，少数族群的民族特质和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这两方面一般而言是并行不悖的，但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作家甚或同一个作家的不同创作时期那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不能僵化地理解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表现。比如，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更偏向表现民族特质，而在这之前特别是十七年间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能更偏向于表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

 

　　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族群体验的表达策略

 

　　作为人类符号创造物的文学艺术总离不开表达一定的意义。陈晓明指出：“‘表意’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不管意义如何抽象甚至虚无，也不管其所指如何混乱和暧昧不清，它终究都在表达一种意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既然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就有它要表达的独特的意，可以把族群体验理解为当代民族文学要表达的意，把族群体验的表达理解为当代民族文学的表意行为。为了表达一定的意义，它会采取一定的策略，从斟酌字句到谋篇布局直至文类选取等对所表达的意义进行加工和修饰。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族群体验表达所采取的表意和修辞策略最为明显的是，它选取了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类型，同时也接受了潜藏在其中的一整套制度、规范、标准等，来传达各个少数族群对于当代生活的想象和体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长期以来主要以民间口头传说的话语形式存在，神话、传说、史诗、民歌等文类特别兴盛进入现代，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现代转型，由民族民间文学逐步向作家文学迁移，话语形式也由民间讲唱的韵文或民间流传的故事等逐步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类，相应地，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抒发的情感、描写的人物等——连带着少数族群的体验和感受，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起，它表现的内容变成对少数族群新生活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变成对这种新生活的赞颂，描写的人物也由过去的神和英雄变成普通的人。玛拉沁夫说：“当年，对许多少数民族来说，小说是种新的文学样式。正是由于上述小说家(李乔、陆地、扎拉嘎胡等)的不懈追求，少数民族的小说作品，从五十年代起，便广(按：此字宜删去)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玛拉沁夫的回忆表明，小说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介入当代民族文学中族群体验的表达的；接受小说这样一种文学样式，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系列关于小说的规范；而族群体验的表达，也会受到这些规范的影响。扎拉嘎胡经过以汉语为媒介的现代文学写作的反复磨炼和在对现代文学的大量阅读的基础上，有了这样的顿悟：“写小说需要生动的故事，但故事在小说中并不是主要的。小说中最主要的是要塑造出人物，描绘出人物形象，刻画出人物性格。鲁迅、契诃夫、梅里美的受世人欢迎的短篇小说无一不是以写人物见长的。我似乎一夜之间变得聪明了。”他接下来写的《小白马的故事》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名篇。这里，扎拉嘎胡所领悟的故事与人物的关系，正是小说这种文类发展到新的时代形成的新的规则之所在。写小说着重写人、写人的性格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进人扎拉嘎胡的小说写作中，给他表达蒙古族在新时代的新体验带来新的局面。

 

　　在选择小说、诗歌、散文等现代文类时，和少数族群现实生存境遇贴得较近的时代观念和时代精神之类也裹挟在其中，以指向中华民族的集体性认同。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时代也会把白己的观念注入到文学之中，时代观念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和历史的范畴。它本身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与相当宽泛的外延。在当今社会，它既包含着时代精神与现代意识的总和，又囊括着现时可以感知的文学习尚、审美趋势、社会情绪等等多重社会基因。当时代观念注入于文学的时候，“则不仅要表现在文学内容上，也会表现在其形式上，不仅要化作时代所赋予的思想追求，同时也会化作时代所赋予的艺术追求”。这里，时代观念的选择，显然就是修辞策略的选择。《民族文学》1984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我国各民族发生了巨大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而这每一变化都是与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直接的关系。……综观建国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的艺术反映，它总是合着时代的步伐，和各族人民一起前进的。”这里的意思可以读解为，强烈的时代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族群体验的表现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则形成了其中的集体性认同。这样的集体性认同起着凝聚各个少数族群的体验的作用，是当代民族文学形成集体性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

 

　　考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族群体验的表达，不能忽略的是，在选取现代文类，接受其中的规范的同时，它也在力图运用各族群特有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或者民间口头流传、讲唱的故事或韵文，或者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中的独特精魂等，来描绘各族群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思想面貌，表达各自的族群体验。少数民族作家被认为“需要有万变不离其宗的真功”,这个“真功"就是“坚定地保持以本民族文化特质为内核的创作主体的个性建构意识”。一篇关于吉狄马加的文章说：“吉狄马加把彝族之魂熔铸在诗之魂里，才给了我们诗的浸润、诗的想象、诗的陶冶、诗的启迪。”一份关于伊丹才让的讨论认为：“他的诗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和深邃的哲理性。这正是他继承和发扬藏民族诗歌优秀传统的结晶。”这些看法表明，无论吉狄马加把彝族之魂熔铸在诗里，还是伊丹才让发扬藏族优秀诗歌传统，都有着利用本族群古老文化传统的策略，对他们的认可，暗含着人们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所采取的修辞策略的认识。

 

　　当然，在实践中，无论是文学样式的选取，时代观念的反映，还是各族群表现手法、民间口头资源、传统文化精魂的利用等，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新中国的产儿——三十五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所说：“把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建国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断取得突破的经验，也是今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能否取得新的进展的关键。”'这样既强调民族特色也重视时代精神的意思，在许多地方得到类似的表述，表明多种表达策略的选取得到认可。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和政治关系的疏离，人们的认识发生变化，当代民族文学中表意和修辞策略的选取白然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蒙古族作家白雪林曾提出“后草原文化”的命题，他简要概括“后草原文化”的特征：“在哲学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和反省性；在情感上，对传统文化的怀旧性和陌生感相交织；在文学风格上愈发丰富而多元，人物选择上背景多放在城市，人物也是新一代的城市蒙古人儿女，表现他们的与先辈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他们的惶惑、迷惘和痛苦。”“后草原文化”在哲学、情感、文学风格、人物选择等方面的特征暗示了文学创作所欲采取的表意和修辞策略，这是多种策略的混融结合。19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表意和修辞策略多是与此类似的多种表意和修辞策略的混融结合，它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获得了较多的表达手段和更为自由的言说空间，可以表达更为深层的族群体验，显示出多方面的蕴含。如1990年代末期，一则关于蒙古族文学丛书首发的报道这样写道：“出席首发式的北京和内蒙古文学界人士认为，该丛书反映了建国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足迹，展示着蒙古民族擅写心曲、推重华章的特质，鸣奏着蒙古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进行曲。有的说，阳光、草原、骏马构成了丛书的整体意象，简淡清和的氛围、豁达开朗的格调，表现了蒙古族所特有的诗化的情韵。”从报道里的赞美之辞中，可以看到，“推重华章”,营构阳光、草原、骏马等整体意象，“鸣奏”和全国人民一道前进的“进行曲”等，正是蒙古族当代文学追求多种修辞策略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