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指出：“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从该定义可见，神圣与真实在其看来是神话最重要的属性和特质。作为人类文明源头和民间文学重要文类的神话，一直是学界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少数民族神话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但一直处于中国神话学下位而缺乏话语独立性。鉴于丰富多元的少数民族神话现实，有必要对其进行充分讨论。同时，“少数民族神话”学术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神话的产生、发展和研究才起步，相反，其一直在中国神话学的关照下发展壮大。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分期问题，既往讨论成果并不多。从整体性而言，王宪昭将其划分为孕育期、萌芽期与雏形期、发展期和理论成熟期三个时期。这个划分将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上线前移至20世纪初，将作为舶来品的“神话”与国内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有机衔接。从研究个案来看，汪立珍将20世纪鄂温克族神话研究分为初始期、拓展期、发展期三个阶段，这是国内较早对单一民族的神话进行的综合性研究，观点具有相当代表性和参考价值。

 

　　19世纪末以来，作为中国西南神话的重要组成的云南彝族神话受到不同目的和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研究。从学术研究的历时性角度看，可将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历程粗略地划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末云南彝族神话的早期调查与研究属于孕育期，20世纪上半叶云南彝族神话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属于初始期，20世纪下半叶云南彝族神话的专题调查与研究属于扩展期，21世纪以来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属于发展期。诚然，一百多年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学术发展史，并不能通过主观性的学术分期来精准确定全貌。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每个发展时期甚至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都各具特色，其研究内容、重心和特点与当时社会大背景、学术发展环境及学科队伍建设密切相关。

 

　　一、十九世纪末：云南彝族神话的早期调查与研究

 

　　1885年，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Paul Vial）到云南路南县（今石林县）传播天主教，在传教过程搜集、翻译、整理彝族撒尼人的部分神话传说，开启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之先河。具体而言，维亚尔对彝族撒尼人神话的搜集整理事件具有如下意涵：其一，从彝族神话分类可看出，他带着传教目的，建构彝族神话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联系，体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其二，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彝族“创世”“造人”“洪水”等神话母题具有世界性的共同性，他透过神话看到彝族文学和诗歌的特质；其三，他还意识到彝族神话与毕摩的关系，通过毕摩祭祀仪式的展演，深化对彝族神话的认识。这样的研究路径无疑是有学术研究意识的。

 

　　应该说，十九世纪末以保禄·维亚尔为代表的法国传教士对云南彝族神话的早期调查与研究体现孕育期特点，其搜集翻译整理的成绩远大于学术研究，虽带着传教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深层目的，“但客观上也为近现代国外学者研究彝族或从彝族研究的其他民族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民族学资料”。

 

　　二、20世纪初至抗战胜利：云南彝族神话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

 

　　随着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译介到中国，云南因少数民族种类较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而成为中国人类学学者调查研究的理想之地，20世纪初，杨成志、马学良、陶云逵等曾到云南彝族地区做过调查，成为当时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被誉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的中山大学杨成志在云南昆明和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田野调查后，发表多篇关于云南彝族神话的论文，如《云南倮倮族的巫师及经典》《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倮㑩》等。从论著中可看出：一方面，他注意到彝族毕摩在彝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神话通过毕摩在传播口传文学与经籍文献中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他还发现滇池周边彝族神话与道教的密切关系，较早提出彝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和道教思想交流、互鉴和共融的观点，见解新颖独到。

 

　　抗战期间，马学良深入路南、宣威、寻甸、禄劝、武定等彝族地区，拜访毕摩和土司，学习彝语文，搜集整理和翻译古籍文献，先后发表《云南土民的神话》《云南倮族（白夷）之神话》《垦边人员应多识当地的民俗与神话》《倮族的巫师“呗耄”和“天书”》《从倮㑩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度》等文章。论文涉及“夷边的人祖神话”“夷人的三兄弟”等神话。他还把在禄劝县调查彝语时记录彝族洪水神话整理发表为《彝族洪水故事长篇语料释例》，并对其进行语言学与神话学的跨学科研究。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基于实地田野调查，运用语言学、文字学和文献学等多学科方法，在搜集整理彝族活态神话基础上，侧重考查神话与民俗的关系，初步奠定了彝族文化研究的基础。“马学良搜集这类神话，有一基本观点，即认为神话有‘统治支配许多文化的特点’，能从中了解少数民族对待传统的心理，‘悬拟出他们过去的历史’，以便有效地改变边疆落后的面貌。”从这个角度来讲，其搜集整理和研究云南彝族神话是在抗战背景下进行的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学术追寻，旨在增强民族自信心，也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神话的学科地位和社会价值。

 

　　西南联大教授陶云逵对新平县扬武镇鲁魁山大寨彝族纳苏支系的宗族祭祀习俗、动植物图腾崇拜等做了田野民族志研究，并写出论文《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中山大学雷金流对云南澄江松子园彝族地区调查后，写出论文《云南澄江罗罗的祖先崇拜》；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研究》一文分为五个部分，内容涉及金马碧鸡神话、西南民族的人祖神话、土主庙和星回节等。楚图南作为云南学者，首次从本土视角审视彝族等西南民族神话，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除人类学、民俗学学科视角研究彝族神话以外，彝族神话搜集整理也悄然兴起。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大学附中任教的光未然深入今红河州弥勒等地的彝族阿细人地区搜集整理并出版《阿细的先基》，成为国内较早搜集整理和出版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学者。

 

　　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彝族神话调查与研究，绝大多数是汉族学者从人类学和民俗学角度出发，以研究彝族语言文字为主要目的而展开的。他们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搜集、记录、翻译和整理神话资料，其研究体现出运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注重田野调查范式的特点，属于初始期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他们如实调查、记录彝族神话，除关注语言文字之外，更多从图腾、祭祀、仪式角度探讨彝族神话与图腾崇拜、民间信仰、原始宗教的关系，为今后云南彝族神话的多学科视角研究做出有益探索。相比法国传教士的研究，中国学者更容易走进彝族群体，所记录、整理神话较为真实。另一方面，他们从神话与民俗的关系这一角度认识彝族神话与祭祀仪式、毕摩之间的互动关系，即彝族神话是毕摩在祭祀仪式中所念经文的主要内容，祭祀仪式是彝族神话的重要载体，毕摩则是彝族神话与祭祀仪式的中介，三者之间形成紧密的依存关系。这种研究视角及成果为中国彝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1949年至20世纪末：云南彝族神话的全面搜集整理与专题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文艺规范的指引下，随着少数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调查工程的展开，少数民族神话再次进入学者视野。20世纪下半叶，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从神话资料搜集整理到专题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7年。这一阶段，伴随新中国建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彝族神话搜集整理工作大规模展开，彝族神话研究工作也随之开始。汉族学者以“他者”的眼光观审视云南彝族神话，从传统民俗风貌、社会历史形态等维度进行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但研究理论和方法依旧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创新性观点不多，资料收集整理丰富而理论研究缓慢。第二阶段是1978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量西方神话学理论译介到国内，大批汉族学者及部分彝族学者纷纷运用各种理论对云南彝族神话进行学理分析。同时，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组织“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又搜集整理出一些彝族神话。此阶段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从资料搜集到理论分析都取得较好成绩，云南汉族学者和彝族学者加入研究队伍，以本土视角研究云南彝族神话，既扩大研究队伍，转换了研究视角，又丰富了研究成果，呈现出扩展性特征。

 

　　（一）云南彝族神话调查与搜集整理

 

　　自1953年始，在云南省委宣传部领导下，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师生和一大批文化工作者组成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展开多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田野调查，深入全省各地搜集、抢救和翻译、整理出大批彝族民间文学作品。《阿诗玛》《梅葛》《阿细的先基》《查姆》等先后被发掘整理出来，成为20世纪下半叶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史上极具特色的成果之一。中国作协昆明分会主办的月刊《边疆文艺》于1956年1月创刊，作为20世纪下半叶云南民间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各地调查队搜集整理的彝族神话成果先后被刊发，云南彝族神话的全貌逐渐进入读者和大众的视野和日常生活，这有力地提升神话学科的认知度。但这一时期研究云南彝族神话的人员少、成果也少。以笔者目力所见，论文仅有《彝族的祖先神话和历史记载》《论彝族史诗〈梅葛〉》；何愈的《西南少数民族及其神话》是第一部涉及彝族神话研究的专著，记录和分析彝族的三兄弟、吉智高庐、人类和石头的战争三个神话，资料价值较高。王宪昭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间尽管对少数民族神话概念的界定已经清楚，但百废待兴的整个学术环境中，并没有把少数民族神话放在应有的位置。”这个论断较为客观概括当时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整体状态。

 

　　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这一阶段更多是云南彝族神话搜集、整理、翻译，其从数量上、规模上和影响力上远超以往，但理论研究却没有产生多少新的成果。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学术研究状况密切关联。但是，20世纪50年代云南民间文学史上发生两件有全国性影响力的事件，即对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对民族民间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的讨论。这两个学术问题的持续深入研讨，不仅为包括云南彝族神话在内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向学界展示机会，也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入国家话语的地位提供契机。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下半叶的第一阶段，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虽然没有出现较为突出的成果，但这两个讨论却产生了积极影响，为20世纪下半叶的云南彝族神话以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厘清相关重要命题，即民间文学该如何搜集整理以及如何看待民间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

 

　　（二）云南彝族神话专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间文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复苏，大批民间文学工作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者也重返神话研究。至此，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进入有序的、有专题、有规模的阶段。

 

　　第一，彝族神话类型与特点研究。

 

　　1980年，“为迎接文艺的春天特别是民族民间文艺的春天而创办的”《山茶》杂志创刊，刊发了大量云南彝族民间文学、神话作品以及调查研究的作品，为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提供大量材料，有效推动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傅光宇的《彝族神话：创世之光》，收录了4篇彝族神话研究论文。其中《试论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人类起源神话》将彝族创世史诗中的人类起源分为物质演化说、天神创造说、盘古化身说、猴子变人说、图腾祖先说五大类。这是关于彝族人类起源神话类型的首次归纳，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在《从〈勒俄特依〉看彝族古代社会结构》一文中，作者采用法国文化人类学家乔治·杜梅兹尔的“三元结构”理论，探究云南彝族神话结构问题。作者认为彝族神话的结构是三元结构，与彝族古代社会“兹、莫、毕”三位一体的社会等级制度紧密关联。这是国内学者较早运用西方神话学理论研究云南彝族神话的较早个案。作者还基于文本分析，提出彝族开辟神话有创造、演化、化生、分离四种类型。《创世神话中“眼睛的象征”与“史前各文化阶段”》，认为“眼睛的象征”意义，原本是“文化”的而非“德道”的。这个对日本学者伊藤清司的观点给予回应，在学界引起反响。可见，傅光宇基于文本细读和民俗调查，用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和三元结构理论对云南彝族神话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李子贤的论著《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分类及特点》《东西方女儿国神话之比较研究：以彝族儿女国神话为中心》等论文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分为创世、人类起源、自然、文明发明、英雄、风俗、动植物及图腾神话八类，并总结出四个特点。这些观点对云南彝族神话分类和特征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作者在《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云南民间文学研究要以民俗文化学的视角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整体把握，寻求其内在的特质，并不断拓展研究思路。具体到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而言，他在《彝族祖先崇拜与神话——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为中心》中指出：“正是这种多元差异中的相对一致性，或者说相对一致中的丰富多样性，构成了彝族文化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色。”在《再探神话王国：活形态神话论》中，作者提出“活态神话”概念，并以云南开远彝族兄妹婚型“人祖庙”为个案，认为彝族活形态神话丰富，研究要关注包括神话、宗教、民俗在内的文化积淀场和传承场。

 

　　相较而言，以傅光宇、李子贤为代表的学者从民俗文化学视角去审视彝族民间文学，深入考察彝族神话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系统及二者的内在联系，准确描述活态彝族神话的立体、动态结构，这对开拓彝族神话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大有裨益。尤其是他们对云南彝族神话的地域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的见解，是这时期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取得的重要成果。

 

　　此外，本土学者杨继中将楚雄彝族神话初步分为开天辟地神话、人种起源神话、射日射月神话三类。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等合著的《楚雄彝族文学简史》首次对楚雄彝族神话做系统分类，分为开辟神话、日月神话、洪水神话、图腾神话和解释性神话，并分析其显著特征：具有彝族风物风貌的鲜明色彩、始终贯穿人与自然力的矛盾主线、普遍存在道德观念的命题。该论著还首次对楚雄彝族神话搜集情况做介绍，并重点选介《查姆》《梅葛》《阿鲁举热》，从搜集整理过程、史诗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推介。汉族学者陶学良长期深耕云南彝族民间文学研究，其论著《彝族文学杂俎》对金马碧鸡神话源流、九隆神话流变首次做出系统梳理，具有一定创新性。他认为，九隆神话历经原始的渔猎时代、农耕时代、奴隶制社会三个时期，而九隆流传演变呈现为九隆（阿龙、阿鲁）——笃慕——仲牟由的顺序。作者从文献材料、历史流变、故事情节、文化内涵等多方面论证金马碧鸡、九隆神话均属于彝族古老神话，且九隆应该是彝族最早的开辟神。这些论述应该是云南当代彝族神话史上首批较为全面研究九隆神话和金马碧鸡神话的成果，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参考。张福的《彝族古代文化史》对作为云南彝族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神话做专章论述，内容主要有神话分类和代表性神话的文化解读，重点对昆明滇池附近彝族撒梅人的神话与民间信仰做系统调查。滇南彝族学者戈隆阿弘的《论彝族神话》一文主要基于滇南红河流域彝族神话资料，认为彝族神话具有题材多样、神灵众多，是彝族古代社会的反映，并对天神、地神和人神体系做勾勒。

 

　　第二，彝族神话与彝族文化关系研究。

 

　　“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普珍著《道家混沌哲学与彝族创世神话》，对混沌、开辟、洪水构成的创世神话进行深层剖析，认为混沌是创世的前提，开辟是创世的中心，洪水是创世的延伸。作者把创世中混沌宇宙观与道家老子的混沌哲学联系起来，观点新颖。钟仕民《彝族母石崇拜及其神话传说》基于彝族生殖崇拜的论点，从石头崇拜细化彝族生殖崇拜的形态和内容。唐楚臣《从图腾到图案——彝族文化新论》收录多篇楚雄彝族神话研究的论文。其《彝族民间文学中的虎图腾》基于楚雄彝族田野调查，从彝族民间文学，尤其是神话和史诗中来探寻虎图腾在彝族民间文学中的位置。《阴阳学说与彝族万物雌雄观》通过彝族史诗、神话中的“日月”母题，论述彝族雌雄观以及彝族雌雄观的母系制色彩。《葫芦、向天坟及昆仑新解》指出彝族葫芦神话与洪水神话密切关联，但彝族葫芦神话属于再生神话，并非典型创世神话，因为在彝族信仰中看不到将葫芦作为创世神物来崇拜的习俗，而是将其作为祖先灵魂庇护之所来崇拜。李世康《彝族神鹰》通过大量而具体的实例阐述彝族鹰图腾表现和鹰神话内涵，是对彝族鹰图腾神话的一次系统论述，扩展了彝族图腾神话类型。

 

　　纵观“中华彝族文化学派”关于彝族神话研究的成果，学者们坚持田野与文献相结合，将神话视为彝族社会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内容，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得到第一手彝族神话资料，突出研究资料的新与实，将彝学研究范围从云南扩展到四川、贵州和广西，扩大了彝学研究版图。同时，通过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多学科方法介入彝族神话研究，加之彝语文考据、考古出土考证、汉文献印证等多重证据法，得到的观点富于创新性。但这批学人几乎都是本土彝族，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难免出现研究主观化倾向，出现部分彝族神话研究论证不够严谨的现象。

 

　　第三，彝族洪水神话研究。

 

　　日本学者从他者视角出发，在日本与彝族文化比较视域中，对彝族神话中的某些共性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深化彝族神话研究，推动彝学研究走上国际化道路。樱井龙彦《混沌中的诞生：以〈西南彝志〉为例看彝族的创世神话》认为“彝族创世神话贯穿从宇宙生成、洪水爆发到始祖诞生的各个阶段的神话的实践性功能都极具政治性。”。西胁隆夫《关于云南彝族的洪水神话》将云南彝族洪水神话分为兄妹婚始祖、天女始祖两个类型，并对洪水神话的母题进行对比研究。这两则研究主要聚焦于彝族创世与洪水神话进行比较。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日本学者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成果。

 

　　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无法回避其他地区的彝族神话研究，换言之，将不同彝族地区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凸显云南彝族神话的特点。同时，四川、贵州、广西的彝族神话研究方法及理论的学习和借鉴，有利于深化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四川彝族学者萧崇素长期从事大凉山彝族神话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曾撰写《原始的探索童年的幻想——大凉山彝族民间神话一瞥》，对彝族神话的特征和内容做了概括，认为彝族神话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完整的原始形态两大特征。通过典型的个案分析，作者认为彝族神话可分为反映“天体观念”神话、解释“生物起源”神话、“人与自然”与“人与神”斗争神话。作者还基于四川大凉山的彝族神话的客观现实，将四川、云南两地的彝族神话类型和特征作了区别，体现彝族神话的地域性。贵州以彝族学者以王明贵等为代表，先后出版《彝族三段诗研究理论篇》《彝族三段诗研究诗选篇》，对贵州彝族神话的艺术特色、诗学特征做出研究。柳远超主持国家社科项目“贵州彝族神话调查与整理研究”，从搜集整理学术史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广西彝族学者王光荣《浅谈彝族神话及其民族特色》一文认为彝族神话是原始彝族先民社会实践的产物，有散发浓郁乡土气息的民族特色。

 

　　相较而言，20世纪下半叶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从研究队伍来讲，人数增多，既有其他省份的汉族学者，也有云南本地汉族学者和彝族学者，还有外国学者；从研究内容来讲，涉及彝族神话类型、母题、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既有西方神话学理论和方法，也有中国本土的神话学理论方法，还将二者有机融合，从文学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研究空间得以提升；从研究成果来看，从个案分析到理论探讨，从资料搜集整理到理论总结都取得巨大成绩。

 

　　四、21世纪以来：云南彝族神话的其他相关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以《梅葛》为代表的云南彝族神话再次进入民间文学研究视野。学者反思20世纪以来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力求突破从文学和民俗等较为单一的视角研究彝族神话的局面，借用中西方神话学理论和方法，立足云南彝族神话实际，出现了超越文学性分析又回归文本的研究成果，从而呈现出多学科、跨学科、综合性发展的研究态势。

 

　　（一）彝族神话与图腾崇拜研究

 

　　自图腾理论引进中国后，图腾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21世纪以来，左玉堂《彝族文学史》《云南民族民间文学史》等论著对云南彝族神话的研究超越《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的简单记载，在全面介绍云南彝族民间文学发展分期的基础上，将云南彝族神话分类为开天辟地神话，日月星辰神话，动植物神话，图腾、始祖神话，洪水、人类再繁衍神话，文化起源神话，神和神性英雄神话，相比上一阶段对彝族神话的分类更加全面。杨甫旺有选择地吸纳“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观点，重点关注彝族洪水神话，其《彝族生殖文化论》认为，洪水导致人类的毁灭与再生，洪水与生殖有着密切关系，洪水神话的内核是生殖崇拜。该论著选用的材料全部为彝族神话，为彝族神话研究提供较多田野资料，参考价值较高。

 

　　（二）《梅葛》《查姆》创世神话专题研究

 

　　《〈梅葛〉的文化学解读》一书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将彝族神话史诗《梅葛》放到彝族社会历史、民俗文化和文化生态中进行系统研究，对《梅葛》口头文本分析、功能结构分析、传承及彝语支史诗比较等论题进行了多学科、多理论综合分析。作为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种，陈永香等的《彝族史诗的诗学研究：以<梅葛><查姆>为中心》借鉴民俗学、口头传统、表演理论等多学科理论对彝族创世神话《梅葛》《查姆》的文化生态、传承人、文本内容、叙事范型、词语和句式程式、修辞手法、演述方式和场域等进行形态学的研究，对《梅葛》《查姆》中的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灾难神话的文本意蕴作对比研究。但作者过于注重彝族民俗和社会历史文化分析，而神话学学科本位分析和作为文学的彝族神话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研究略显不足。此外，作者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彝汉神话互鉴与文化认同研究”，从文明互鉴和中华文化认同视角进行彝族神话研究，一定意义上拓展以《梅葛》为代表的彝族神话的研究领域。

 

　　（三）《支格阿鲁》文化英雄神话专题研究

 

　　彝族神话史诗《支格阿鲁》也是这个时期彝族神话研究的热点，云、贵、川三省均有学者参与研究。贵州肖远平、王明贵，云南杨甫旺，四川罗曲等彝族学者从文本搜集整理出发，围绕文学、文化、历史、社会等全方位进行综合研究，代表性成果论著《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多维度地对贵州彝族《支格阿鲁》史诗进行了背景层面、文本本体层面和彝族传统诗学对史诗的影响层面的分析与解读。论文《神人同体的彝族多面性箭垛式英雄人物支嘎阿鲁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支格阿鲁不仅是真实人物、复合式英雄，也是彝族君王和多面人物，其多面是箭垛效应堆积的结果。杨甫旺在多次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和补充完善云南流传的《阿鲁举热》文本，相比20世纪80年代收集整理的版本，内容较为丰富，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但作者对该史诗神话的研究仍停留在社会历史研究层面，对于口头传统的史诗程式、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叶宏和李金发的《神话的结构与文化生态》认为，彝文经典《勒俄特依》记载的洪水漫天创世神话，以及以支格阿鲁为代表的英雄故事等，构成了彝族神话的主体。论文基于结构主义神话学理论视角，关注了彝族神话的结构与文化生态问题，观点新颖，但略显宏观而不够细微，未突出云南彝族神话的地域性。四川彝族罗曲的彝族神话毁灭与再生研究“三部曲”：《毁灭：不是无缘无故》《选留：文化洗礼后的社会发展需要》《再生：是对新生活秩序的期望和新文化的肯定》，从西南彝族神话文本出发，聚焦彝族神话“毁灭”和“再生”母题，探寻“毁灭”原因，即无论是上天毁灭地上人间,还是世上凡人射毁日月,都是因为被毁灭一方的行为违背正常社会规律或对另一方造成极大危害。彝族洪水神话的“选留人种”母题反映出对文化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彝族先民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彝族毁灭与再生神话中,再生和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反映彝族先民在繁衍方面的价值伦理观念和与之相应的婚姻习俗。四川张泽洪、杨理解长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宗教，并从宗教文化角度解读彝族神话史诗《支格阿鲁》，视角新颖。何刚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从资料搜集整理与学术史维度进行综合性研究。《中国彝族通史》对中华彝族的起源、文化及神话做了概论性的介绍，集成了国内著名彝族学者的重要观点，可作为当前比较权威的彝族历史论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含彝族）分为天地开辟神话、天体自然神话、洪水人类再繁衍神话、祖先神话、文化起源神话、英雄神话，并收录了每个类型的代表性故事。《云南民族民间故事类型及流变研究》“采用广义的民间故事定义，收集、整理了广泛流传与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故事1151则，立80个故事类型，对其进行流传和变异研究”。

 

　　此外，我国台湾学者鹿忆鹿在其《彝族天女婚洪水神话》一文中认为彝族洪水神话除常见兄妹婚类型之外，还有天女婚类型。彝族天女婚洪水神话缘自“天地津梁断”的神话观念，是氏羌族群的文化创造。作者还指出，在该类型神话中，葫芦作为造人素材而非通常的避水工具，与彝族祖灵葫芦信仰有关。《眼睛的神话——从彝族的一目神话、独目神话谈起》以《查姆》《阿细的先基》等为个案，提出独眼最早是族群标志的观点，而象征道德或文明属于人类学家后来的解读。当然，彝族“眼睛神话”因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学者得出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相比彝族学者从生殖崇拜角度解读彝族洪水神话，该观点更体现出多义性和丰富性。

 

　　（四）国外学者的研究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在楚雄彝族地区做田野调查，对彝族民间文学的英译传播、《梅葛》等彝族创世史诗研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怎样看梅葛：“以传统为取向”的楚雄彝族文学文本》《彝族史诗中的鹿形象初探》等文章在中国民间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作者参考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提出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分类观，更加关注表演和语境，从而对彝族文学文本进行重新分类，即“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Oral Text）”“源于口头的文本（Oral-Derived Text)”“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Tradition-Oriented Text）”。作者还提出彝学研究要更加关注“认同（ethnic commonalities）”。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无疑是重要而精辟的，对后人研究云南彝族神话起到重要参考价值。

 

　　国外学者关于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主要聚焦洪水神话和韵文体神话，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一方面，他们在云南彝族学者和中国各地汉族学者关于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成果基础上，发现彝族独特的天女型洪水神话类型，并做了多学科分析，观点较为新颖，推动国际洪水神话研究进程；另一方面，研究对象从神话扩展到以《梅葛》为代表的彝族史诗，研究范围扩大，这无疑对云南彝族文化的译介和传播起到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调查机会和条件的限制，研究论证所采用的彝族神话材料单一，仅为某个支系或某个彝语方言区，无法涵盖彝语六大方言区，因此论证严谨性不够。

 

　　总体而言，21世纪以来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已从20世纪下半叶的广度转为深度，并合理选用口头诗学、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等西方理论和方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特征。同时，关注彝族神话与文化生态问题，体现在更加关注彝族神话中自然灾害、减灾防灾叙事。追根溯源，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与国际国内学术环境的改变有极大关系，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互鉴，跨学科综合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共同取向。换言之，这时期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者主动学习借鉴西方神话学理论和方法而不拘泥于理论的泥潭，能从云南彝族神话实际出发，创造性运用多元研究理论和方法，从文学、文化、哲学、生态、政治等多角度研究，深化云南彝族神话研究的多层次性。但不足之处也较明显：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看，一方面，云南彝族神话与其他地区的彝族神话比较研究停留在表层，未见深层次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云南彝族神话与彝语支、藏缅语族甚至其他语系的神话比较的成果很少，此类研究亟待加强。

 

　　五、结论与启示

 

　　云南彝族神话调查与研究已走过一百多年历程，每个阶段研究与社会发展、学术环境紧密关联，成绩与问题并存。云南彝族神话的某些重要论题在每一阶段都被讨论，并且逐步深化。仅针对不足而言，有三个方面：其一，外国学者因大多不掌握彝语文，加上田野调查时间不足，故其彝族神话研究仅基于某个支系或地区个案，部分结论客观性不足，代表性不强；其二，汉族学者对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从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来看，还未能充分认识到云南彝族神话的独特性和价值；其三，云南彝族学者受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局限，大多进行神话历史化研究，创新性不足。在学术界理论创新发展的当下，批判地借鉴神话学理论精华，进行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鉴于此，云南彝族神话研究从理论方法到研究深度均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一、从社会历史维度看，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要植根于悠久的社会发展历史。彝族神话是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是彝族社会的百科全书。云南彝族神话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毕摩等知识分子的搜集整理，形成浩如烟海的彝文典籍文献，实现了口头流传与彝文古籍文本多形态传播。毕摩古籍文献涵盖了神话、文学、宗教、哲学、地理、天文、历史、军事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任何用一种或较为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无法全面、深入和系统认识清楚彝族神话。隐喻学派、结构主义学派、人类学派、心理分析学派、仪式学派、女性主义神话学等多学派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将云南彝族神话的内容、形式、结构、深层意涵等阐释清楚。

 

　　第二、从神话研究资料运用角度看，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资料运用并不充分，还有很多价值极高的资料未被采用。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凉山彝族神话调查的内部资料还未公开出版。《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已出版，云南彝族神话研究要注重体现云南彝族神话资源和文本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第三、从比较神话学角度看，云南彝族神话比较研究空间较大。可以通过彝族神话内部比较，找出共性和个性，总结彝族神话的特征和规律。如《勒俄特依》在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地区都有流传，可以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神话学理论研究哪里是源、哪里是流，并从中看到族源迁徙过程。外部比较方面，彝语支彝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基诺族、怒族等7个民族，都是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他们有相同的族源、相近的语言和相似的民俗信仰，加上世代和谐聚居，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神话具有天然的可比性。

 

　　第四、从神话仪式学派理论视角看，云南彝族神话与祭祀仪式关系研究有待深化。大部分云南彝族神话保留在祭祀仪式中，由毕摩用彝文记载书写为经典文献。要综合运用仪式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全面研究云南彝族文献神话和仪式神话，从而发掘彝族神话特色。

 

　　第五、加强田野调查与神话文本结合。以往大部分的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成果缺失个案田野调查，遮蔽了神话的地域性、多元性和活态性。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涵盖彝语六大方言区，地域包括滇中、滇西、滇东、滇西北、滇南、滇东南等彝族地区，这就要求综合性研究和个案代表性研究相结合，田野与文本有机结合，以呈现出云南彝族神话全貌。

 

　　总之，新时代云南彝族神话研究既要立足于彝族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又要紧跟学术发展前沿，在已有主题和类型研究基础上，深化彝语支民族神话比较研究，揭示各民族同源共祖母题，构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