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的“元叙事”现象，对人类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意义，研究中国神话“元叙事”与中华历史“元背景”和文化“元基因”的关系，对于破解中华文化“元基因”的“元编码”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中国古籍中创世神话、灾难神话、发明神话和社会神话等几组神话主题的“元叙事”，探讨中国神话与中华文明形成历史“元背景”的关联，深挖神话元叙事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基因”，发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崇德向善”的“元基因”来自神话。神话积淀着人类早期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它为我们揭示世界的起源，洞悉生命的奥秘，以及探讨文化的真谛提供了最原初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关键词：中国神话；中华文化；元叙事；元背景；元基因

 

　　一、从中国神话“元叙事”中寻找中华文化“元基因”

 

　　“文化基因”由生物遗传学中“基因”一词移植而来，对于人类来说，生物基因是人的自然属性，文化基因是人的社会属性。在人类发展历史图谱上，文化基因是人类在特定时空形成的文化系统中最具传承力和创新力的基本文化品格或文化精神，以及独特表达方式或风格，是决定该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最本源、最核心的要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基于汉语“元”之“首位的”“本原的”“初始的”等涵义，这里的“元基因”是指最初的、最原始的基因，它既是基因构成的核心要素，更是基因形成的最初基础。

 

　　（一）中华文化“元基因”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最早元素

 

　　文明形成的过程是文化不断建构的过程，即文化基因不断积累的过程，只有文化基因积累到一定程度，从量变达到质变，才形成真正意义的文明。而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最初产生的各种文化基因，属于“元基因”。文明形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人不断认识自己与自然和社会关系、发现自身价值的过程，是人形塑文化的过程。就文明形成的过程来看，应该是先创造语言，继而产生思维和想象，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始神话、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这些原始文化形态的核心内容构成了文化最早的元素，也就是文化“元基因”，这些最早的文化基因，就是文明形成的基础。

 

　　中华文化“元基因”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丰富灿烂、源远流长，至今不绝。中华文化是世界上稳定性、连续性最强的文化，在新石器时代至今的一万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脉络绵延不断、民族主体前后相承，从未中断，文化基因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韩建业教授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认为，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陶器形态等的不同，中国文化可以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后来各文化区不断互动交融，至距今八千多年的时候减少到四大文化区，而且这些文化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彼此有了较多联系和共性，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距今六千年以后中国大部地区交融联系成一个超级的文化圈，正式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到距今五千多年早期中国文明形成，距今四千年以后早期中国文明走向成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构成的文明走廊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和载体。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早期中华先民在与独特的自然环境抗争、发展农业经济和应对特殊的人文社会的挑战中，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过程，锤炼出了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特质，形成了独特中华文化基因。

 

　　（二）中国神话“元叙事”是中华文化基因的“元编码”

 

　　本文使用的“元叙事”概念，与文艺批评理论中“元叙事”（meta narration）——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指最初始的叙事内容和形态，突出其对后世叙事的本原性。“神话元叙事”是指原始人关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起源的最初叙事，即形成神话的原始叙事。本文中所用的中国神话是狭义神话概念，它的产生、发展、演变与原始氏族部落的产生、发展紧密相连，是人类早期用“原始思维方式”“不自觉的艺术创作”，通过把自然力神化、人格化，在幻想中创造出的关于神祇、信仰、英雄和祖先的故事，是原始社会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它是人类童年的写照，是初民生活经验和思想智慧的结晶，是原始时期特定族群的集体记忆在传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连续、系统的文化记忆。因此，我们见到的神话是原始文化的遗存，原始集体记忆的体现。神话在看似天真、幼稚、随心所欲的、充满想象的、非功利的叙事中，无意中完成了对一个民族文化基因与传统的建构。中国神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宇宙发生、人类起源、文明建立等原始意象，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反映了中华先民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审美观，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性格气质，是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元基因，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根性的影响。中国神话通过不同神话人物的叙事主题，对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和品格产生了根性的影响，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诸多中国神话中，我们可以寻觅到许多中国文化的元基因。中国神话体现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型编码，即元基因，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的源头。

 

　　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的“元叙事”现象，对人类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意义，研究中华神话“元叙事”与中华历史“元背景”和文化“元基因”的关系，对于破解中华文化“元基因”的“元编码”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神话的深入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神话叙事形成的个体或群体形象在长期流传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文化主题，这一主题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某种独特的文化精神，这一个体或群体形象甚至成为中华文化某种精神代表或象征物，如盘古女娲创世神话之于“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灾难神话之于“自强不息”进取精神、发明神话之于“勇于开拓”创新品格、社会神话之于“崇德向善”伦理文化，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元基因。

 

　　二、创世神话：在探索万物起源中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创世神话讲述的是关于天地形成、万物产生和人类起源的神话故事。人类在有了自我意识之后，他们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和充满灵性的自我，不禁要追寻世界和人类起源的真相，原始人以自己特有的想象和思维方式解释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万物是如何产生的、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关于自然与人关系的宏大叙事形成了创世神话。在中国有两位被人们崇拜的超级创世大神——盘古和女娲，在关于他（她）们的创世神话中，天、地、人同源、同构、同体。

 

　　（一）元叙事：盘古开天辟地和化生万物、女娲造人神话

 

　　1.盘古开天辟地和化生万物

 

　　盘古的主要业绩有“开天辟地”和“化生万物”。“开天辟地”神话叙事见于《三五历纪》《五运历年记》《述异记》等。最早见三国时期吴国徐整的《三五历纪》：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艺文类聚》卷一引徐整《三五历纪》

 

　　盘古“化生万物”在徐整已佚的《五运历年纪》、南朝梁的任昉《述异记》、东晋郭璞《玄中记》都有记载。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在清代马骕《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

 

　　盘古神话中保留了一些关于“天地浑（混）沌”的描述，他先在混沌虚空中开天辟地，后用自己血肉之躯化生万物，创造了多彩多姿、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是宇宙万物起源之神。从盘古神话中可以看出，天地由人开辟、万物由人创造，自然是人类的产物。

 

　　2.女娲造人

 

　　女娲的创世业绩主要有“造人”。关于女娲造人的神话见诸《风俗通》：

 

　　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女娲用大自然的黄土仿照自己的模样造成了人，创造了充满灵性、洋溢激情的人类社会，是创造人类之神。从女娲神话中可以看出，人类来源于自然的黄土，人是自然的产物，大地养育恩泽人类。

 

　　（二）元背景：宇宙、地球及人类起源的历史

 

　　1.宇宙和地球的形成

 

　　关于宇宙和地球形成的历史，自18世纪中叶开始系统研究以来，至今已经提出多种学说，较流行的是星云说。该学说认为，宇宙大约起源于200亿年以前，银河系起源于130亿年前。地球作为一个行星，源于46亿年前的原始太阳星云。在星云演化初期，首先在中心部分形成太阳，其余残留部分变成环绕太阳的星云盘，星云盘中的尘粒相互碰撞而吸积成为星子。在引力作用下，大星子吞并附近的小星子，进而成为行星的核心，逐步演化成行星，地球就是其中的一颗。刚形成的地球基本是各种石质物的混合体，平均温度不超过1000℃，随着放射性元素衰变和引力势能的释放，内部逐渐升温，局部熔融。在重力作用下，物质分异开始，最后地球就形成地核、地幔和地壳的分层结构，此后又逐渐演化形成地球的水圈和大气圈。这与中国神话中描述的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沌状态十分相似。

 

　　2.人类的起源

 

　　根据考古化石年龄的研究表明，生命早在35亿年前已经存在，地球已有蓝绿藻类的微生物云集。生物进化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人类的出现。近代以来，古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表明，古人类的起源由猿到人，经历了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过程。就中国而言，考古发现于云南元谋县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中国境内目前确认的最早的人类，他们能够使用粗陋的石器工具。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的“蓝田人”距今80万年，他们可以打制比较简单的石器工具。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的“北京人”距今约50万年-40万年，也被称为“北京直立人”，他们学会使用火，还会保存火种。发现于南京汤山葫芦洞的“南京猿人”距今约35万年，发现于广西柳江县（现为柳江区）通天岩洞穴的“柳江人”生活在距今约13万年至7万年之间，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他们使用打制石器，懂得人工取火，会制作衣服，有爱美意识，会埋葬逝者。

 

　　3.盘古和女娲神话的历史背景

 

　　考古发现证明，最早的人类一般都生活在洞穴中。《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指出：“我国旧石器时代初期人类和文化遗址有二十余处。北起辽宁，南及云南，西至陕西，东到安徽。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分布较为密集。从已知的遗址看，他们利用天然山洞作为防护所，正如《春秋命历年》所讲的：‘合雒纪世，民始穴居，衣皮毛’，‘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以洞居之。”这在一个侧面说明了盘古神话和女娲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晚期智人”时代。盘古用斧头把混沌如鸡蛋的天地劈开，显然是生活在洞穴里的原始人想在山顶打开洞穴的一种曲折反应。那时候原始人使用的工具很简单，要打开洞穴很难，而且就算打开了洞穴，洞穴也很容易垮塌。所以，人们就希望有一位具有神力的人，不仅能打开洞穴，而且还能够把洞穴撑起来，不至垮塌。女娲神话产生于女性氏族崇拜流行时期，这一时期大约相当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退进揖让之礼。”历代考古发现都证明了女娲的真实存在。比如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有女娲洞、女娲庙，据《水经注》记载：秦安县城北面，山上有女娲祠。这也说明女娲神话的原始性，其产生在母系制时期的可能性很大。

 

　　（三）元基因：“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原始人类在与自然作长期的斗争中逐渐认识了一些自然现象，他们试图对自然和自身的来源做出的简单解释中包含着十分深邃的哲理。盘古女娲创世神话以丰富的想象形式，不仅回答了人类从哪里来、人类生存环境是怎样形成的重大元问题，为我们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精神世界三大根本关系提供了思考。这些神话表明，在中华先祖那里天地万物源自人类，自然养育人类，自然因人类才变得有意义，人类因自然才得以生存，人类和自然是命运共同体，相互依存，和谐共处，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

 

　　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天体结构属于空间，空间的旋转运行形成时间。时空本是超越于人类的自然存在，但自然却孕育了人类，人类又赋予天地以生机与活力、价值与意义，形成了十分质朴的“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和我……”这首歌谣所道明的人类和自然的互为一体的共生关系。正如萧兵指出，“这种神话还以幼稚而质朴的方式表达着一个伟大的思想：人是宇宙的主人；万物人造，人定胜天——而不管神话里的造物主是超人还是上帝，它都是人类按照自我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光辉成果”。中国创世神话中所体现的宇宙观、自然观和生命观，成为中国“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哲学思想的最早源头。中国始终秉持的这种整体性、连续性的宇宙观，包含了整体思维、天人合一的文化基因。中国上古先民从天地混沌状态推演出宇宙的起源，在屈原的《天问》中，阐释混沌意象的文化意义，分析混沌的气态、雾态、水体与卵形等诸多形态存在，帮助我们全方位理解混沌基因的神话原型与原初意义，帮助我们唤醒中华民族关于宇宙起源的文化记忆，甚至重新获得中华民族关于人类起源和民族起源的原初理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创世神话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从我们的祖先对天地自然始终抱有敬畏之心，发展到《周易》《道德经》所代表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适时而为的世界观，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变动不居的辩证思维，再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张载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皆是对“天人合一”的阐发。中国古代哲学家在体悟天道的基础上，深入揭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正如钱穆所说“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创世神话不仅启迪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也确立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内核。

 

　　三、灾难神话：在与自然做斗争中形成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灾难神话讲述的是原始人同严峻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造成的灾难做斗争的神话故事。远古时代，恶劣的自然灾难向先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历史条件下，他们顽强斗争，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不断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原始人与自然灾难做斗争的神话中，既有洪水灾难神话，也有干旱灾难神话，这些都是人类与自然抗争的体现。

 

　　（一）元叙事：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神话

 

　　1.洪水灾难神话——女娲补天、鲧禹治水

 

　　中国的“洪水灾难神话”大体包含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鲧禹治水等几个部分，而其中治理洪水灾难神话“女娲补天”和“鲧禹治水”最具代表性。

 

　　(1)女娲补天

 

　　在女娲时代，原始人类诞生之初，就面临许多大的灾难，几乎将人类逼到无法生存的灭绝境地，特别是破天大洪水几乎吞噬所有人类。《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面对人类被灭绝的危机，曾经用黄土造人的女娲勇敢地承担起保护人类的使命。“女娲补天”的记录最早见于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后来，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对“女娲斩鳌足而立四极”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淮南子·览冥训》

 

　　女娲以顽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战胜了灭绝人类的自然灾难，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环境。

 

　　(2)鲧禹治水

 

　　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作为黄帝的后代，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唐尧、虞舜二帝，负责治水事宜。《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鲧禹治水的故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塗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塗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汉书·武帝纪》颜师古引《淮南子》

 

　　面对滔滔洪水，鲧盗取天帝的息壤来治理洪水，由于冒犯了天帝被杀死在羽山。鲧的儿子大禹继承父亲的遗志，继续率领民众治水，通过一代又一代人艰苦奋斗、前赴后继，最终战胜了洪水大灾。

 

　　2.干旱灾难神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

 

　　在中国古代关于大旱的描写中，《诗经·大雅·云汉》是一篇描写大旱求雨的诗歌，诗歌对周宣王时期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毛诗·云汉》正义引《神异经》云：“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消。”《山海经·大荒北经》有更为详尽的记载。由此可见“旱灾”是中国古代先民面临的十分普遍的灾难，也是危及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极为重要灾难。中国抗击干旱灾难神话“夸父逐日”和“后羿射日”最具代表性。

 

　　(1)夸父逐日

 

　　夸父，又名博父、举父。据《山海经》记载，夸父具有兽、人、神三种形态，关于他“逐日”的神话如下：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学者推断，夸父逐日这个看似离奇的神话背后的真实事件是上古时期发生的长时间极夜现象和大干旱灾害。夸父逐日神话实质上是我们上古祖先与无情大自然灾害奋力抗争的故事。

 

　　(2)羿射九日

 

　　关于后羿的身世，汉代文献《括地图》云：“羿年五岁，父母与入山。其母处之木下，以待蝉鸣。还，欲取之。而群蝉俱鸣，遂捐而去。羿为山间所养年二十，能习弓矢。仰天叹曰：‘我将射四方,矢至吾门止。’因捍即射,矢靡地，截草径,至羿之门,乃随矢去。”先秦文献中，《山海经》多次出现羿射杀怪兽的事迹，《山海经·海内经》载：“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而记载比较详细的是《淮南子·本经训》：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脩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脩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其实在《淮南子》之前，《楚辞·天问》中就有羿射日的典故：“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张光直教授认为在东周时代，构成这一套有关多太阳与射太阳的神话诸元，已“结合成为一个天灾与救世的母题”。

 

　　纵观中国历史，可谓旱灾就是死亡之神的降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原始社会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旱灾造成的人间灾难之重是不难想象的。

 

　　（二）元背景：恶劣的水灾和旱灾环境

 

　　黄河是中华儿女的母亲河，黄河流域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摇篮。从土壤条件而言，黄河流域有其优越性，但从气候条件来看，由于变化性太大，以致水灾、旱灾频繁，而且一般都不是局部性的。现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研究黄河流域即华北地区历史上的气候变迁，得出结论说：“按诸气候上的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变率愈大。……一地方雨量之变率，视其平均雨量差之大小而定。所谓雨量差者即将各年雨量与当地之平均雨量相比而得之较差也。……中国雨量之平均变率……长江中部为10％，至华北则约有35％。因一地方农作物之选择须以当地之标准雨量为依归，若雨量之增减达25％则作物已受伤害，若达40％则将无收获可言。……据中国历史上所载，自公元初以至19世纪，其间在华北境内发生之旱灾980次，水灾650次，此皆历史上著名之天灾也。……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称中国为灾荒国也。”2016年8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载《科学新证据：大禹治水可能真不仅仅是传说》报道：一个中美科研团队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古代一场超级大洪水的科学证据，这一洪水很可能就是“大禹治水”故事中提到的灾难性大洪水。在面临“水”之旱涝灾害造成的直接威胁时，人们需要动员社会集体的力量灌溉抗旱、筑堤防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古代神话中既有“治水”神话也有“射日”神话。黄河流域严峻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向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出了挑战，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人以其顽强地与天斗的精神一次又一次战胜险恶旱涝灾害的挑战，从而创造了中华文明。

 

　　（三）元基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的祖先们经历了多次特大的洪水灾难，女娲补天和鲧禹治水神话描写的是古代人类与洪水的抗争历史，在与“洪水滔天”“水浩洋而不息”的洪水灾难作艰苦卓绝斗争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斗争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抗击自然灾害的集体智慧和集体精神，成为华夏精神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依然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夸父追日和后羿射日神话则描写的是人类与干旱的斗争历史，在与“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干旱灾难作坚韧不拔的抗争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强不息、坚持不懈、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傲骨，至今依然是人们学习的楷模。由今溯古，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源于中国古代灾难神话中英雄精神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在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传承，造就着中国人的精神品质。中华民族的祖先们经历了多次特大的自然灾害，他们在民族英雄的带领下，想尽办法，集中民族智慧，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抗灾的重大胜利，延续了民族的命脉。也正是这种艰苦卓绝的抗灾事业和伟大的抗灾精神，让华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神是靠不住的，想要生存，还得靠我们自己”，这也是最早“人定胜天”观念的萌芽，这也成为中华民族至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发明神话：在开创农业文明中形成“勇于开拓”的创新品格

 

　　“三皇五帝”时代又称“上古时代”“远古时代”或“神话时代”。普遍认为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代表了天地人“三皇”。司马迁《史记》中的“五帝”是指上古时代汉族传说中的五位部落首领，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皇五帝”时代是一个发明创造最多的时代之一，这些部落联盟首领凭借着卓越的智慧和领导能力，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神话记载了这些先民许多创新创造发明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可以看出人类摆脱愚昧和野蛮向文明迈进的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最主要的有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发明畜牧业、神农发明五谷农业和医药、黄帝发明农业工具和冶铜技术等，这些发明创造确立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

 

　　（一）元叙事：燧人氏、伏羲、神农、黄帝发明创造神话

 

　　1.燧人氏钻木取火

 

　　燧人氏，又号燧皇，燧人氏为旧石器时代燧明国国君。《韩非子·五蠹》曰：

 

　　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韩非子·五蠹》

 

　　在距今一万年前的燧人氏，在今河南商丘一带钻木取火，发明人工取火，教人熟食，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被奉为“火祖”，尊为“三皇”之首。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境内有燧皇陵，燧人氏是中国迄今为止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个体部落首领（非部落联盟首领）。

 

　　2.伏羲发明畜牧业

 

　　伏羲氏，又称“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伏牺”“皇羲”“羲皇”“牺皇”等。《史记·补三皇本纪》关于伏羲有如下记载：

 

　　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充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史记·补三皇本纪》

 

　　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使人们从洪荒时代走向一个崭新的时代,所以伏羲被后世奉为“人文初祖”。

 

　　3.神农发明五谷农业和医药

 

　　神农也称炎帝，是中国上古时期姜姓部落的首领，号神农氏，又号魁隗氏、连山氏、列山氏。关于炎帝《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如下：

 

　　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史记·补三皇本纪》

 

　　《周易·系辞下第八》：“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淮南子·修务篇》亦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由于他有以上发明创造，被后世人们尊称为保佑农业收成的“五谷王”“五谷先帝”“神农大帝”，掌管医药保佑人民健康的“药王”等。

 

　　4.黄帝发明农业工具和冶铜技术

 

　　黄帝是中国古代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首。本姓公孙,后改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据大量资料记载，黄帝及在他指导下的发明创造几乎囊括了原始人的生活、生产各方面。《春秋内事》记载：“轩辕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栋深宇，以避风雨。”《帝王世纪》记载：黄帝“使岐伯尝味百草，典主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像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汉书》说：“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管子》一书载伯高对黄帝说：“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拾遗记》说：“昆吾山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二）元背景：中国早期重大发明的历史

 

　　1.火的发明

 

　　人类从能够保存火到人工取火，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的火是自然火，如自然界的雷电导致树木起火、枯干植物的自燃等，人们将自然火保存下来。通过观察，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摩擦、打击等手段发热取火，于是就有了钻木取火的传说。如前所述，大约生活在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是迄今为止所知的世界上最早使用火的猿人。考古工作者在元谋人遗址发现了大量炭屑，小的如芝麻，大的如黄豆。含炭层三层，上下达三米厚。距今四五十万年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周口店鸽子堂西侧第三层下面有一块长12米，厚5米横跨在南北两个洞壁之间的石灰岩块，上面有两大堆灰烬，中有紫荆木炭和被烧过的野兽骨骼的化石，很像当时猿人的天然“厨房”。人们只有学会取火、用火，才得以保证经常的熟食，才能彻底改变几百万年形成的“茹毛饮血”的习惯。这样不仅扩大了食物的种类和来源，同时也加强了人类的体魄，引起了人类的生理变化，造就了人为万物灵长的地位。火的发明堪称是人和动物彻底分离的标志，没有火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的出现。

 

　　2.农作物的发明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人类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开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生产工具简单原始，原始农业耕作最初只能出现在土质松软的冲积平原地区，因而，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中国的水稻栽培一万多年前出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万年仙人洞遗址是距今14 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这里出土的栽培稻是现今已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也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距今9000年以后水稻栽培扩展到淮河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黄河流域地区以种植耐干旱的粟为主，在距今7300多年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发现一个遗址中就有300多个长方形的窖穴，其中的80个窖穴均有大量朽炭，经分析为粟，估计有10万斤以上；距今6500年前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6000年以后水稻栽培已经向华南、台湾甚至更远的地方扩散，距今5000多年西进干旱的河西走廊、西南踏上高耸的青藏高原，距今4000多年已经到达新疆地区。距今4000多年以后扩展到四川盆地。早期中国地理空间广大，自然环境复杂，同时拥有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有着稻作和旱作两大农业体系，每个体系内部的文化多种多样。农业的发展使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开始冲破自然界的某些限制，生产日益丰富的产品，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社会向前发展。伏羲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轩辕黄帝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炎帝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国原始社会后期。伏羲、神农和黄帝神话为我们载传了初民们创立农耕的原始信息。中国历朝以农立国，重本抑末，以农耕为主的、与自然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在中华民族的全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

 

　　（三）元基因：“勇于开拓”的创新品格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三皇五帝的发明创造及其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燧人氏火的发明，使人脱离了自然原始的生活状态，彻底改变几百万年形成的“茹毛饮血”的习惯，开创了华夏文明。火种神话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火是人类初民最重要的发明，也是人类迈向文明的重要标志物。初民极为珍重传世的光明火种，也极为崇拜发明火种的英雄。伏羲教人结网捕鱼、捕鸟、捕野兽，发明畜牧业，开始用工具解决自己的饥饿问题；教导人们用石块割兽皮制作衣服，解决了原始时代的衣服问题；发明了八卦，掌握了八卦，使人能了解天地的变化，可以更加从容应对自然环境的改变。炎帝神农氏发明刀耕火种，教人们垦荒种植，把自然作物植物，转变成可食用的粮食，发明了五谷农业，开启农业大时代；黄帝播百谷草木，嫘祖发明丝织养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中国真正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伏羲、神农和黄帝神话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农业生产经济阶段的情况。这些创新发明是人类创造力的象征，这些神话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先祖伟大的创造精神和敢为人先精神也成了中华民族创造创新精神的滥觞。回顾中国五千年发展历史，创新是中华民族最为深沉的民族禀赋，发扬神话发明创造的创新文化精神，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的创新发展，不断进步。

 

　　五、社会神话：在构建社会秩序中形成“崇德向善”的伦理文化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原始人在长期与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学会群居，并推举首领。原始部落首领的应运而生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到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形态。组织是原始社会发展的高级形态，在这一形态中原始部落首领以何种方式治理这个初级的社会形态，事关这个民族治理的基本理念。中华民族初期的尧舜禅让、大禹治水奠定了中国德治的基本传统。

 

　　（一）元叙事：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神话

 

　　1.尧舜禅让

 

　　千百年来古人谈及理想社会，必定会提起尧舜禅让。“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禅让就是把王位让给有德有才的人。在中国这种制度似乎已经成为古代仁义道德的典范。尧舜禅让神话讲的就是尧将帝位让给舜，即伊祁（伊耆）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最早记尧舜禅让的是被儒家列为十三经之一的《尚书》。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历试诸难……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尚书·尧典》

 

　　《史记·五帝本纪》依据诸多典籍记载，还做了如下描述：“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成荐虞舜，曰可。……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1993年10月出土于湖北省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云:“古者尧之与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闻舜弟，知其能事天下之长也；闻舜慈乎弟（象囗囗，知其能）为民主也。故其为瞽盲子也，甚孝；及其为尧臣也，甚忠；尧禅天下而授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尧之禅乎舜也，如此也。”这就是说，尧之所以禅让于舜，是因为舜具有孝、悌、忠、信等优秀的道德品格。尧舜被塑造成品德高尚的楷模，他们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通过“禅让”把帝位传递下去，这种禅让制在中国儒家学说里，被推崇为最为美好的政治制度。

 

　　2.大禹治水

 

　　前面已经介绍了鲧禹治水神话本事，其中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而不顾，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神话更是脍炙人口。

 

　　《史记·夏本纪》记载“予娶涂山”“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尚书·虞书·益稷》篇云：“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孟子·膝文公上》载：“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吕氏春秋》曰：“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西周时期大禹治水事迹广为人知，而且专门铸刻在铭文上，青铜器遂公盨上就明确记载了大禹治水故事。《说苑》载：“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庄子》载子高对禹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大体反映了古代私有制产生、国家机器初备时的情形。

 

　　（二）元背景：“中原逐鹿”与“协和万邦”

 

　　原始社会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公认的有炎帝、黄帝、东夷、苗蛮、华夏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吕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二十五史·史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页。从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看，中国在尧舜禹三代以前，部落众多，如《尚书·尧典》就有“协和万邦”记载；《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从公元前六千年伏羲黄帝炎帝时代开始至公元前两三千年的尧舜禹时代，城池和居民聚落遍及黄河、长江两岸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以长江为轴心的南方文化和以黄河为轴心的北方(即中原)文化等两大文化区。司马迁作《史记》曾到黄帝所至之处考察，“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由此可见，距今六七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日渐繁荣起来，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心氏族所管理的地区幅员已相当广大，并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义、宗教等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尽管也包含着无数的冲突，但正是通过这一时期形成的道德文化传统，才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兴旺发达。

 

　　（三）元基因：“崇德向善”的伦理文化

 

　　中国神话中的帝王，如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他们都是“德”的化身，尤其以“尧舜禅让”“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神话最具尚德授贤、以德居位的典范，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德治”传统。尧舜重视德行，具有孝养父母、尊敬兄长、忠于君主，尊重贤能、崇德善政、爱护黎民、为天下谋福利等优秀道德品质，堪称品德高尚德楷模。他们不以天下为己有，而是举贤授能，通过“禅让”把帝位传递下去，这种禅让制在中国儒家学说里，被推崇为最为美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华民族这种德行德政精神一直被推崇。孔子盛赞“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从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到孟子道信善，言必称尧舜，再到杜甫的著名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再到毛泽东的“六亿神州尽舜尧”，尧舜“德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形塑着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尧舜禅让神话所代表的道德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使中国文化最终成为重视心性的道德伦理型文化。大禹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与下民一起栉风沐雨，同洪水搏斗，不怕辛苦，不畏艰险，三过家门而不入，由此形成了以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为邦本、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等为内涵的大禹治水精神，这种精神同样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源头和象征。

 

　　中华民族文化的演进历程可以说是一部以人生和心性为观照、以崇德向善为特征的伦理文化发展史，始终承载着持之以恒的向善基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这种精神基因的完美体现和高度概括。老子的《道德经》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庄子《天地篇》曰：“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道篇》说：“帝王之德配天地”。中国先哲们从“万物一体”的观念出发，认为天地生养了万物，这是天地的“大德”，而帝王推行保护众生的制度，是替天行权，所以说“帝王之德配天地”。黑格尔（Hegel）等西方哲学家感叹中华民族是具有严格德行的民族，认为“道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很高的修养”“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

 

　　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古籍中神话的“元叙事”，探讨中国神话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元背景”的关联，深挖神话元叙事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基因”，我们发现中国神话积淀着人类早期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它为我们揭示世界的起源，洞悉生命的奥秘，以及探讨人生的意义与文化的价值提供了最深层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