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

 

　　摘要：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寻绎与建构，需要将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从多民族历史文化发生发展乃至多民族文学关系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寻绎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内涵、流变以及与多民族文化元素或隐或现的亲缘关系，揭示不同地域与族群的文学是如何构成多元共生、互动循环的有机生态系统。在民族的迁徙、流转、繁盛、沉没，文化的起源、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中，彼此交流相互融通，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共同体诗学。有助于我们从立体的多维角度充分认识多样的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相互接纳和相互反馈的因果关系，在不断融通不断塑造不断建构的过程中，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的建构，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关键词：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寻绎与建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对话，多元共存的共同体意识文化。中国多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圈本就是由众多的地域各别、风采各异的地域文化圈所共同构成，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吴越文化、闽粤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草原文化、雪域文化，以及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等等。每个文化圈内因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又形成不同的子系统。比如，在独特的青藏高原上形成的雪域高原文化圈分为安多地区、卫藏地区、康巴地区等子系统。如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作纵横观，我们就能看到这种“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看到每个民族以及每个个体对民族的认同、国家的认同、中华文化的认同。

 

一

 

　　任何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和孤立发展的，每个民族与周围其他民族的碰撞、影响、交流、融合，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从未间断过，人类栖息过或正在栖息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或多或少地留下过曾经生生不息鲜活的生命印记，通过多民族文学与周边其他民族文化关系史的思考研究，几千年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是糅合了许多民族和文化的具有多元内核的复合产物。在全球化趋势和文化趋同背景下，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现实环境，就本质而言，任何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深植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也正是地域空间多样性和区域文化多元性的具体体现。

 

　　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一文中说：

 

　　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整体而言，汉语文学只是部分，尽管是主体部分。只有从整个中华民族和文学总进程出发，才能看清少数民族文学这些部分的位置、功能和意义，也才能真正具有历史深刻性地看清汉语文学的位置、功能和意义。离开这种整体和部分之关系的辩证法思维，就很难透视存在于其间的文学起源、原创、传播、转轨、融通和发达，很难还原各种文化元素的相互接纳和反馈的因果关系，以及蕴藏于其间的文化哲学和文化通则。这就需要我们更新族际关系的观念，如实地承认多民族的碰撞具有二重性。从经济上、从军事上和从家庭生活看，它是个灾难，因为战火无情，会造成生灵涂炭、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在文化问题上，它往往越碰撞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分离不开，打断骨头连着筋。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血统单一的民族。从悠远的史前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汉民族是经过漫长、复杂的多部族的相互融合和演化而逐渐形成的。汉民族的主源华夏部族的先祖们在远古时代只是黄河流域诸族中的一支，它与周围的“蛮夷狄戎”（羌苗）交错杂处。夏的祖先禹“兴于西羌”；殷商本出于东夷，“殷”字由“狄”字分化而来；周人来源于“戎狄”。那些受代代敬仰的虞夏商周的华夏先王们的血液中，或多或少的都掺杂着“蛮夷戎狄”的成分。“华夏”名称始见于春秋时期的文献，其时“华夏”族成功地融合了周围的部族。不过南方的吴，当时仍然以蛮族为主要成分。楚国合并了四十五个包括蛮夷的酋邦，故尝自称“蛮夷之邦”。秦穆公合并十二“西戎”酋邦，曾号“戎狄之国”。到战国后期，伴随着七雄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进入中原的“蛮夷戎狄”迅速与诸夏融合。秦楚也从“戎狄”“、蛮夷”转化为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因此，秦的统一正是建立在华夏诸邦族与“戎狄”、“蛮夷”、“百越”融合的基础之上的。“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中辽西、辽东、云中、巴郡、陇西、上郡、九原、桂林、象郡、闽中、会稽、南海等地，有的是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有的则是多民族杂居地区。”

 

　　华夏部族与周边部落诸族的接触以至不断融合早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就已经开始，但当时人们还没有与现代接近或相同的民族概念“。华夏”与“蛮夷狄戎”的区分大多以地域为界，但地域的区别随着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往往无法也不足以构成宗族间的绝对界线。如果从人种血统上的差异来区分，又往往因为各部族杂处通婚的广泛和频繁使得种族繁衍难纯难粹。

 

　　所以，我们看到孔子反复赞扬夏商周三代，都是立足于文明开化的角度。“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孔子赞扬管仲抗御北狄的功绩时流露出来的口气看，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分别，更多是倾向于文化的区分。孟子也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朱熹《四书集注》注“得志行乎中国”句说：“谓舜为天子，文王为方伯，得行其道于天下也。”而其所谓“道”，即为“志”，应指中华道统之道，也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思想。可见，不管地域居东或居西，四夷之人都有均等的机会，“若合符节”，都可“得志行乎中国”。而且这里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夷”也丝毫无鄙视辱称的意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孔子的学说是以“仁”为中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这表明孔子对夷狄的不鄙弃态度，其民族理念是兼容的。

 

　　秦以后，在华夏大地上，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民族通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方式不断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正如钱穆所言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这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但中华民族的元素也由此而不断丰富起来。

 

　　民族的融合是双向的、互动的、平行的，文化的融合也是如此。我们以西域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为例。西域文化之所以具有神奇、特殊的魅力，与西域文化的多元性特征是密不可分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贯穿，是多种古老文明的交汇，是多种宗教文化的交汇，加之部落、族群的频繁流动、民族的迁徙等等，促进了西域与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广泛交流。

 

　　早在商代，西域与中原就有了密切的联系。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女英雄妇好的墓中发现了七百五十余件玉石雕刻品，据鉴定，玉雕材料为西域的和田玉。这说明距今三千多年以前，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塔里木盆地与中原之间已存在一条“玉石之路”。

 

　　到了汉代，中原与西域的往来更加地频繁密切。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历时十三年之久。东汉班超步张骞之后，两次出使西域，曾长期留居疏勒（现新疆喀什市），他在西域经营三十年之久。班超去世后，其子班勇继承父业，也走上通往西域之路。张骞及班超、班勇父子不畏艰险，多次率众奔赴西域，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先行者。他们首次向中原传播了西域的知识，西域各国的地理状况、社会生活、物产以及奇风异俗等。中原与西域的交通之路开通了。从此，西域各地各国的使者及商贾来中原者络绎不绝：“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使者及商贾的足迹遍及中原各地。而中原使者与商贾赴西域者也不在少数：“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传》）据此记载，中原赴西域的使者以每年十批、每批二三百人计算，那么，每年赴西域的汉使、商人可达二三千人之多，且在那里滞留多年。汉代中原与西域关系之密切，可从中窥见一斑。自汉代起西域便正式划入中国版图，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相当密切，而且历史悠久。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双向的，互动的，西域文化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对中原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汉代起，中原汉地便开始形成一股强烈的“西域胡文化热”。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食、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在长安和洛阳，胡人、胡姬随处可见。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对胡姬有所描写：“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窈窕，一世良无所。”

 

二

 

　　唐代在大一统的多民族融合文化背景下，西域文化影响之所及，上至宫廷，下至百姓。从李唐王朝的血缘渊源看，其血缘中就有胡族血统。《朱子语类·历代类序》中说：“唐源流于夷狄。”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稿·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一文中也指出：“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窦氏，即乞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李唐王朝初期几位君主身上都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当然也渗透着游牧民族崇尚武功、追求军功、勇敢无畏的性格气质，这显然与西域少数民族的气质相吻合。唐代很多著名诗人也是少数民族出身，如白居易出于西域，元结、元稹、独孤及出于鲜卑。李白的出身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胡怀琛认为李白是“突厥化的中国人”。陈寅恪认为，李白“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裴斐先生说：“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既然许多大臣、名将都出身异族，甚至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身上都至少有一半异族血统，如果李白出身异族或有异族血统而仍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自居，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伟大凝聚力吗？”这种民族交融的精神气质同样影响着整个国家、民众，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民族气质，已渗透到中原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原，无论是在朝廷或是在民间，形成一股强劲的崇拜西域文化的热潮，以着胡衣、骑胡马、食胡食、观胡舞、唱胡曲为时尚。西域的乐舞与绘画艺术，对盛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唐朝著名的十部乐中，西域乐就占五部：《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西凉乐》、《康国乐》，西域乐舞不仅受到宫廷的垂青，也深受民众的喜爱。

 

　　诗人元稹感叹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在《法曲》中这样写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白居易新乐府有《胡旋女》一诗：“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胡姬”一词也经常出现在李白的诗句中，如《少年行》之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李白的另一首诗《前有樽酒行》云：“琴奏龙们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长安洛阳就如今天的国际都会，多民族群集，广州、扬州等港口，外商及多民族商人也动以千计。

 

　　唐代少数民族官员之多也较之历代为罕有，有一技之长者，均得跻身朝廷。唐室于马上得天下，汉族重文轻武，而少数民族弓马娴熟，从军后常致高位。唐代少数民族武官于两唐书有传者就有四十人上下。唐太宗在与侍臣谈论自己成功时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爱夷狄如中华。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条：“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按唐玄宗时的版籍，总计有州郡三百多个，而其中有近百个州郡有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人氏活动的踪迹，占全唐领土的几乎三分之一。

 

　　唐代的边塞诗就是在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影响下繁荣起来的，诗作中自然地表现出由于胡汉民族气质的渗透而产生出来的浪漫质朴、粗犷豪放、雄浑深厚的艺术风格。唐代诗人岑参、高适、王维、陈子昂、李益等都曾出塞，他们在自己的边塞诗中也都表现出一种与中原汉地迥异的文化气质，表现出西域民族的精神特点和奋发向上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唐代边塞诗是这一历史时代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真实写照。已有许多学者对唐代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和历史文化地位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还有《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等等。

 

　　西域的戏剧有悠久的历史，西域戏剧《弥勒会见记》与西域佛教剧、西域歌舞戏对中原戏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佛教长期盛行于西域，印度佛教戏剧通过西域传播到中原，并对中原戏剧产生影响。除西域佛教剧目大量传入中原外，一些戏剧用语也随之传入，并融入中原戏剧之中。据杨公骥先生考证，中国戏剧中的“旦”和“末”来源于梵语戏剧的词汇。“旦”在唐宋歌舞中为引舞，而引舞称之为“旦”，来源于梵语中的“dandava”（舞蹈）一词；“末”是唐宋时期以唱念为主的戏剧，在梵语中与唱念有关的词均以“ma”为主要音节。经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佛教戏剧，对中原戏剧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深远的。

 

　　再比如元代文学的发展，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结构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代。在元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是雅文学（诗、词、赋、文）为主体的时代；在元代之后，中国古代文学进入到俗文学（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为主体的时代。雅文学与俗文学谁为文学结构主体的问题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差别。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南下，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是造成古代文学结构在元代发生变迁的关键性因素。蒙古族入主中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文化政策兼容并蓄，多种宗教并行，草原游牧文化对中原封建传统观念的前所未有的冲击，造成了当时文学创作相对自由的氛围。一批曲作家，适应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进行杂剧和散曲创作，使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得到空前繁荣。元代和元代之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典型人物形象。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红娘，《窦娥冤》中的窦娥，《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张飞、关羽、曹操、刘备，《水浒传》中的李逵、林冲、武松，《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等。

 

　　元代蒙古族在促进中国各民族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

 

三

 

　　据《敦煌古藏文写卷》、《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记载，634年，吐蕃与唐朝建立了通使关系。此后，吐蕃人与唐人维持了长达20多年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青年被送到长安学习汉文经典，有人已谙熟汉文五言诗的写作。汉文书籍被带到逻些（拉萨），汉文经典和文学著作也被不断翻译和改写成藏文。佛经、佛经文学和非佛经文学的翻译也很有成就。同时，吐蕃王朝也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地区。

 

　　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时期，唐蕃之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松赞干布遣使与唐朝修好，唐朝也派臣入吐蕃。《新唐书》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把汉地的各种生产技术带进吐蕃，如404种医方，五种诊断法，六种医疗器械，四种医学论著，六十种营造与工技著作，还有各种农作物种子……等等，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近40年。这次联姻使中国中原与吐蕃之间建立起了正式关系，从此，双方使节来往逐年增加，吐蕃也成为唐朝与天竺之间的交通要道，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经过吐蕃出使天竺，至今在西藏吉隆县的还保存有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710年，赤德祖赞时期唐中宗派专使和吐蕃的迎亲使者一起护送金城公主入藏，唐中宗亲率百官隆重送行到始平县。731年赤祖德赞和金城公主遣使向唐朝请求《毛诗》、《礼记》、《左传》等典籍。赤祖德赞在表文中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733年唐蕃双方在赤岭(青海日月山)立碑定界，于赤岭、甘松岭互市，双方边将和官员参加，并通告各地，双方和好。据历史记载，从西元705年至822年，唐朝和吐蕃共会盟八次，其中第八次会盟碑至今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因为第八次会盟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至二年(821年至822年)进行的，所以也称为"长庆会盟"。据不完全统计，自贞观四年(630年)开始，到842年，双方来往共191次，其中唐朝官员入蕃66次，吐蕃官员使唐125次。

 

　　古老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口头说唱与书面文本不断互动的宏大叙事系统，分布于我国多民族地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七省区，在藏族、蒙古族、土族、撒拉族、裕固族、普米族、纳西族（包括摩梭人）、傈僳族、白族、门巴族、珞巴族、独龙族、布依族、撒拉族等13个民族中广泛流传。在长期的流传和演进中，已然形成了一个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境、跨文化的口头传统和文学遗产。在国外，格萨尔史诗的流传遍及印度河流域、俄罗斯的布利亚特和卡尔梅克、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地区、不丹、尼泊尔东部地区以及锡金的雷普查人。由此成为见证长期以来藏族与其他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瑰宝，成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的重要文化遗产和史诗的国际流传带，在“一带一路”的壮丽行程里，成为中华文化交流史、世界文化交流史版图上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建构与文化创造力的重要见证。

 

　　据不完全统计，格萨尔史诗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目前有蒙古文、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印度文、土耳其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日文等十几种语言文字的译本，流传于海外。文本的跨语际、跨国境、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推进文化发展、创新繁荣的主题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极其珍贵的多民族文学关系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的传承方式不断走向丰富与多元，正在走向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新道路，并通过文明互鉴而深度融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体系，有效地连接了传统与现代、历史和现实、时间与空间，其内容与形式经过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淘洗和锤炼，在历史话语、文学话语和国家话语之间构筑起了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成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作为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和口传文学经典，也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重要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享誉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史诗所颂扬的英勇无畏、悲悯大善的精神品质以及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彼此融通。当我们把“史诗”还原到生活实践中，在多民族文化的世代相承中，无论《格萨尔》、《玛纳斯》还是《江格尔》，都不仅只是口头说唱、书面文本或历史的集体记忆，而是当代生活实践中多民族相互凝聚的精神生活，是连接现代性审美意义的多元人生。

 

　　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虽然出自罗贯中之手，但无疑也是多种文化元素通过多元互动而产生的结果。《西游记》的成书，经历了唐玄奘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撰写《大唐西域记》，还有很多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戏剧演出，再到神魔小说《西游记》的过程。同样，《封神演义》的成书也是从历史记载到民间传说、民间说唱（如《武王伐纣评话》）、戏剧演出，再到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这些文化经典的产生、形成与被称为“藏三国”“藏西游”的格萨尔史诗的传承与经典化过程殊途同归，这些历史故事、英雄故事、神话传说已经作为好听的经典化的“中国故事”，成为了中国多民族共同体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在与多民族文学长期的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文化共同体。正是有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交相辉映，才有了中国文学的精彩纷呈。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重视构建现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体诗学，充分认识提炼和阐发其中包含的多元一体、纵深多层的多民族共同体诗学，发掘和彰显已与群、一与多、个性与共性、地方与国家、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辩证方法论，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文化叙事”与“共同体叙事”的平衡与统一。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新女性写作’研究”（项目编号:fnzx034-20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