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初期出现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争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史上可谓影响深远，但近年来的学术史反思中，甚少被提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田野作业作为科学方法统合了“采风”“采录”“整理”等。而之前对于“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回顾与考量，大多将历史语境悬空，以田野作业的理论范式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基本问题与基本话语；再加上当下的学科分野，民间文学之文学与民俗学研究被置于两条通道，他们之间的区隔越来越大，而且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从学科意义上予以阐述和界定。这种悬置与区隔使得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文学”与“学术”的一体化，以及20世纪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对民间文学的形塑。对于新中国初期出现的民间文学记录、整理的争论，我们只有将其还原到20世纪初期至60年代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才能理解采风与民间文学搜集之间的承续与内在思想的嬗变，也才能使得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不再停滞在原点，并更好地总结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进而推进民间文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采风；搜集；整理；文艺大众化；通俗化实践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今北京）召开。会上周扬代表解放区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提到“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1949年7月14日，第一次文代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总纲”部分第四条第三项提到：“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使新的文学艺术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地］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虽然没有出现民间文学一词，但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之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文艺的发展来看，民间文艺被囊括于群众文艺之中，而且新中国初期民间文艺的发展基本遵循了这一思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也是遵循这一《章程》成立。1950年，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周扬、郭沫若、老舍发表了讲话。他们的讲话基本确定了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的范畴、目的，既有的对民间文学学术史之研究对此已有较多论述。但在大多数论述中，主要强调周扬“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化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而较少关注郭沫若在讲话中所提及的，“钟敬文先生是民间文艺的研究家，老舍先生是民间文艺的写作家”，对于民间文艺，“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艺”。老舍作为通俗文艺创作者，更是进一步提出“自从对日抗战以来，我就用心学习模拟民间文艺，可是直到今天还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足见不大老容易”。从周扬、郭沫若、老舍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艺与通俗文艺交织在一起，在新的人民文学的构建中，除了反映新社会的作家创作外，通俗文艺、民间文学也备受关注，“迈进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重视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保存、传播。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的发展基本沿袭了这一思路，尤其是搜集整理，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在当时研究者及之后学者中引起较大争论的话题，更是直接影响当下民间文学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思考与讨论。但当我们回溯这一问题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是需要对历史进行还原性的理解，同时也应将其置于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长河中进行论述。

 

　　一、“怎样搜集、整理”：讨论的核心

 

　　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最集中的呈现就是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当然在民研会1962-1964年间编纂的九集《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以下简称“《资料》”）中也有专文论述故事、传说文本是如何整理、写定的及对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资料》对于民间文学文本写定过程、问题争论的保存、论述为我们当下学术史研究留存了宝贵资料。在回顾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发展及其研究中，研究者对于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有谈及，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陈子艾《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四十年》一文。她以1958年为节点，将1949-1966年的民间文学划分为两个时期，对不同时期以学术争论或重点事件为中心进行梳理。她在梳理中对1949-1966年民间文学争论问题的总结引起笔者的进一步思考，希冀沿着她的思路深化其所讨论的问题。

 

　　这一时期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中，涉及搜集内容、搜集方法等，但最后均可归结于记录和整理，其关键就是：是否需要忠实于口头讲述，即一字不移的记录；是否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思想、情节、结构、语言等进行修改。对于有关忠实记录以及民间文学作品整理的争论，大家提及最多的就是：刘守华与李岳南就选入初中文学课本的《牛郎织女》之情节改编、语言表述展开的讨论；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有关“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的争论及由此引发的朱宜初、巫瑞书、陶阳、李星华和当时各地参与民间文艺搜集者的讨论；另外则是有关张士杰所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对肖甘牛搜集、整理、改编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看法等。后世学者在对这段学术史及搜集整理问题进行回顾与讨论时，他们的思考与观点主要可归结为：一是立足于当下民间文学研究的不同学科范式，聚焦于民俗学、文学的不同立场；二是执着于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搜集整理视为社会群众运动，可否将其纳入民间文学研究成为多年来讨论的关键，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的采录不符合科学规范。三是从当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考量当时民间文学采录中有关科学资料本和普及读物的分野。这些研究甚少从中国传统采风思想如何在歌谣运动之后逐步内化到民间文学的发展中进行梳理，另外也没有将文学大众化和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纳入思考。基于此，笔者希望通过对1950年开始兴起的有关“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讨论细节、脉络的呈现，让学界更多了解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更希望将其纳入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中国文学学术史中予以整体观照。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纳入国家文化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下简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学艺术部分提到了“应该加强对艺人的团结和教育，充分地采用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和民间的文艺形式，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发掘和研究民族地区的各种优秀的民间文艺，保持其民族形式，加以推广和发扬”。同时，民间文学也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赵景深、曹觉民、钟敬文、罗永麟分别在复旦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震旦大学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并编撰讲义，出版教材，主要就是阐述民间文学新的内涵、范围是什么，它是否直接等同于人民文学或工农兵文艺，这些问题最后都归结于民间文学的文本，即什么样的文学文本是民间文学。而文本的生成，主要与搜集整理有关，因此，我们看到这一时期民间文学领域讨论最多的就是搜集整理，并且从1950年开始，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就已初露端倪。以前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学术史梳理，较少从1950年论起，所以笔者在此对其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1950年，钟敬文在《民间文艺新论集（初编）》中收录了何其芳、李束为、王亚平及他本人有关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文章，四篇都涉及“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问题。其中，何其芳和钟敬文的观点较多相似之处，只是何其芳从尊重老百姓和他们的作品出发，提倡忠实记录（包括拉丁记音和方言注释），指出在写定过程中字句不能随意改动增删，“若系自己改写，那就不能算是道地的民间文学，而是我们根据民间文学题材写成的自己的作品了”。钟敬文则是通过回顾古今民间文学发展史，注重民间文学的多学科知识基础，重在强调搜集和整理的方法和技巧。在忠实记录方面，他除了强调拉丁记音等科学性技巧外，还提出记录要忠实于民众活的语言，“搜集、记录口头文学，是一件学问上的工作”，“一切记录的文字，要尽量保存原来的口吻（除了我们有意去改变它或者再创作）”。当然在论述中，他也意识到“对于它的搜集、记录的工作，今后在新的政治文化的情况下更加显出重要性，同时对于它的认识和工作方式等也需要加深和改进”。李束为则认为“这些经过采集与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或说略加提高的故事），比起原来在群众中流传的未经整理的故事所起的影响大多了”；在采录工作中，“作一个忠实的记录员，讲故事的人怎样讲，就要怎样记。忠实的记录，就是为要保持民间故事的形象的、生动活泼的、精炼的语言”，“整理民间故事应以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作为取舍和修改的根据”。王亚平对于民间歌曲的搜集和研究本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神，甄选“那些是有音乐艺术性的？该发扬的？那［哪］些是不健康的、有封建毒素的？该扬弃的、改造的？”希冀在对民间歌曲改造的基础上，创造新的人民的音乐或新歌舞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对于民间文学记录和整理的不同思考，他们有相同之处，比如何其芳和钟敬文对于拉丁记音和以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知识阐释文本，钟敬文与李束为对忠实记录中民众口头语言保存的重视。但我们更看到了李束为、王亚平对“提高”后的民间故事、民歌影响力的肯定及在《讲话》影响下形成的民间文学“精华—糟粕”观，后来这些也成为搜集、记录，尤其是民间文学文本写定过程中争论的核心。而《民间文艺集刊》刊发的马可、许直、孙绍有关民歌采录的文章，其讨论也涉及了搜集方法，其中马可、许直是对少数民族民歌的采录，他们提及了民歌翻译、忠实记录歌词和曲谱，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马可在《谈谈采录少数民族音乐》中提到的：

 

　　我以为，作为介绍各兄弟民族的优秀民歌，使得一般群众都能得到咏唱的机会，是不妨译配上若干首，并在群众中推广的，而的确在你们搜集的材料中是有不少值得推荐的好歌（有几首维、哈族的革命民歌在词曲方面都是很好的），但是作为一般研究性的资料，似乎并不必要把每一首都煞费苦心的［地］加以译配……

 

　　从中我们看到了，马可将民歌记录分为推广和学术资料两类，这与之后进行的通俗读物、学术资料的区隔相同，也是在目前笔者所见文献中较早提出这一理念的。由于译配歌词难度大，再加上翻译会改变对原民歌记录的“忠实”，马可不建议将民族语翻译成汉语。这些虽然没有形成争论，但也可看到在采录什么、如何记录问题上所出现的差异与分歧。《民间文学》创刊号《稿约》中提到刊物欢迎各民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评论，关于搜集、整理和改编工作的经验介绍及讨论，以民间文学形式写的优秀创作等。从《稿约》可以看到，当时民间文学的范畴，正如《章程》及民研会成立时周扬、郭沫若、老舍的发言中所提及的，涵括通俗文艺，这造成了民间文学范围无限扩大，这一问题很快就引起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即有关民间文学范围和界限的讨论，其讨论同样指向民间文学的整理、改编。因此，这一时期搜集、整理、改编逐渐成为民间文学文本形成及民间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倡议对搜集整理进行讨论缘起于《民间文学》1956年８月号发表的社论《民间文学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篇社论结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在民间文学领域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整理和改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需要。这篇社论提到了忠实记录是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重要前提，“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修改民间文学作品，把整理民间文学作品和创作混淆……使读者欣赏不到真正的民间创作，也毁坏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历史的生动记录；对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工作说来，提供了一堆毫无科学价值的不可靠的采录”。这篇社论可以说对之后民间文学采录和整理的讨论起到纲领性作用。刘守华与李岳南围绕初中文学教科书中收录的《牛郎织女》的争论，虽然彼此进行了回应，但他们讨论的问题并不对等。刘守华认为收入教科书的《牛郎织女》貌似丰富了故事情节，但影响了民间故事的艺术性，并在文中提及了当时肖甘牛等人的搜集记录的问题，可见作者将这一问题置于共识性层面分析；李岳南则回应心理描写并不是判断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标准。显然两人并没有在同一层面展开讨论。真正形成争论的就是刘魁立与董均伦、江源就“记什么、如何记”和民间文学作品是否可以编辑整理。在争论中，刘魁立以在苏联学习民间文学的理论作为支撑，主要借鉴苏联民间文学领域历史主义等理论，对国内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提出了异议。这一话题在当时掀起热议，而且民间文学领域参与者众多，如陈玮君、思苏、丁雅、李林、刘金、刘波、蔚刚、星火、陶阳、王殿、张士杰等，这些人中张士杰就是因为参与民间文学搜集加入民间文学研究者的行列。在讨论中，除极个别研究者外，都认可民间文学具有文学及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不同价值，搜集者应尽力全面搜集。采录则都赞同忠实记录，只是其并不等同于“一字不动”，最后，这一问题的争论就落在“整理”上。这也是之后长期影响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对于持整理就会影响民间文学科学性观点的研究者，大多反驳者都强调其对中国民间文学采录不了解。而对于整理，当时的研究者在反复讨论中大致可归纳为两个观点，即整理包含再创作和整理不包含再创作，但都认为民间文学记录为文本需要整理。正如陶阳所言：“所谓‘整理’，是把流传在口头的民间故事，用文字将它固定下来，也就是从口传到文字的一个有别于一般创作的特殊的写定过程。”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书写传统有关，也就是民间文学虽然是口头流传，但在保存中一般将其转化为书写文本。中国与西方有较大不同，就是有大量古籍传世，在笔记、小说及史书中保存了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就是中国的民间文学很多依赖文字流传，故王殿认为：

 

　　民间文学工作中根本不存在加工整理，（对“加工”“整理”之理解应该是广义的，除改写外都应列入“加工”“整理”之范围。）是不符合民间文学的实际情况的，是否认历史、否认现实的。我敢说在地球上没有不经过加工整理就出版或发表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现在，保存下来的历代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经过文人记录和加工整理的……

 

　　可见，“整理”对于大多研究者而言，只是将民间文学从口传形态转化为书面形态，是民间文学文本的写定过程，但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更未进行细分。这一理念是中国传统“采风”的接续。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密切，其担负着“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的需要，用劳动人民自己的文艺创作帮助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同时也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研究者也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方法可视“材料的性质和读者对象不同”同时并存，人民口头文学理论和民俗、历史等研究是综合为一体的。其实这与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在《北京的歌谣》中所言一致，即：“第一得到别处不易见的字或短语；第二明白懂得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况和详情；第三觉得真的诗歌可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现代民间文学兴起之时将韦大列对歌谣的理解归纳为“文学”和“学术”，两者的分野逐渐为后世学者关注，这也形成了对搜集整理问题的争论起因之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术争论因为社会形势的改变而停止，但是这一话题并未消失。

 

　　20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后，这一话题在新的语境中继续发酵。正如祁连休、冯志华在《民间故事十家》“前言”所述：

 

　　回顾四十年来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就会遇到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就是民间文学界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意见分歧。三十多年来，人们不断进行争论，至今仍未统一。它给我国民间文学带来了困扰，对我们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工作实践也都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民间文学领域吸纳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社会科学化”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创新”。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田野作业逐步代替“采风”“采录”“写定”“整理”“记录”“重述”等话语，曾经展开的有关搜集整理、改编、改写的讨论被笼统带过，更遑论对上述话语概念、写作实践进行探求与讨论。采风与田野作业成为非科学/整理与科学/实证的两端，但是在学术进展中，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并没有推进民间文学的研究，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民间文学越来越偏离于本体研究。面对这一问题，学者从文本—语境、内部—外部研究中进行了诸多探索，但是并未解决其本质问题。而且，大多讨论将历史语境悬空，以当下田野作业的理论考量或反思新中国初期的民间文学，将其简单归纳为民俗学和文学不同的学科范式。但最后两个学科都质疑民间文学研究的合理性。这些讨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代民间文学虽然兴起于歌谣运动，但其发展无法跃过30年代文学大众化、40年代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更没有注意民间文学在新中国初期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即民间文艺被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群众创作被鼓励，国家希冀“从各民族自己固有的文学艺术推陈出新，发展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文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发展脉络中，现代民间文艺的搜集并未与采风等传统的民间文艺思想发生断裂。

 

　　二、文学与学术：采风传统与现代学术思想的交织

 

　　朱熹《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诠释“国风”之义曰：“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清代方玉润《诗经原始》也提到：“窃谓《风》者，皆采自民间者也。”其作用如《尚书大传》所言：“见诸侯，问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而其采录则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所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诗制度使得民间的诗、谣、谚、歌戏、代语、艺事等得以在笔记、小说、史书中留存。19至20世纪社会变革之际，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民族主义、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下，中国知识人意识到民众的力量，将眼光投向“民间”。文学领域，言文分离的弊端越来越凸显，民众的文艺开始引起知识人注意，尤其是传教士、驻华外交官对儿歌、故事的搜集，他们的文学观念影响了当时的知识人。如韦大列对北京歌谣的搜集，及他所认可的北京歌谣的价值，迅速被周作人接受。胡适更是在《中古文学概论序》中进一步提出“公认的正统文学也往往是从草野田间爬上来的”，但文人的参与使得“民间”形式逐渐丧失生机，“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民间文学被视为新文学样式产生的源泉。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首先就表现在对其搜集工作的展开。其实早在1913年2月，鲁迅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就提出建立民俗文化组织进行民间文艺研究的倡议。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４期发表的《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一文也提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在很多学术史的梳理中都提到了这篇文章，文中他用的字眼是“征求”，与后世“征集”相似，这就与采风自上而下的理念一致，具体表述中我们更是清晰看到了周作人将传统采风与民俗思想的结合。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以下简称“《简章》”）“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征集”比“征求”就更进一步，其背后所展现的国家意志、权威意志鲜明，与“采风传统”血脉相连。虽然新文艺受到国外的影响，但如周作人所言：“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现在是很可注意的事。”文人对“民间”更多持有一种浪漫想象，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情怀并未持续很久，但其学术层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歌谣》周刊《发刊词》就提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对于刊发的歌谣要求以方言如实记录，不能以文字呈现的方音以切音注明。《简章》最初以“征集”为主，但随着歌谣研究工作的推进，研究者意识到：“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中最忌讳的。每逢写在纸上，或著成书的，无论如何——至少著者也要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多少总有一点润色的地方，那便失了本来面目。而且无论怎样，文字决不能达到声调和情趣，一经写在纸上就不是他了。”从古史辨学派到母题、比较、类型等研究，都关注到民间文学从口传形态到文本形态的转化，也意识到文本写定中改变或遗漏了口传的很多信息。有关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及当时外国学者（含传教士）对中国民间文学、民俗论述的很多成果都提及这一话题。有关民间文学文本的形成，尽管引起了学人的注意，但当时大多还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而且所凭借的资料主要以“征集”为主，搜集工作仅限于个别知识人，所以除了提倡要保存民间文学文本“鲜活”“俚俗”等特点外，其他并未引起更多讨论。

 

　　在文学领域，尽管民间文学的兴起与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但歌谣运动引起的热度并没有持续很久，所以胡适在《歌谣》周刊《复刊词》中强调，“歌谣”搜集与保存的最大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他希望能建立民间文学总藏。可见，“文学范本”的拓展成绩并不大。对于民间文学在文学领域的影响，近年来从文艺民俗学的视野对鲁迅、周作人、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进行了钩沉，但较少有研究者关注当时童话、民间故事等作为通俗读物的创作与发展。这当然与后世民间文艺学领域将学术与文学割裂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几乎忘记了当时的民间文学包括文学与学术，并且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如上文朱宜初所言，理论研究与文学文本浑然一体。如1924年台静农所整理的《淮南民歌集》，最初出版的民歌集上标注为“台静农著”，其缘由可能很多，但有一点比较清晰，就是当时将所搜集民歌与文艺创作等同。对于民间故事搜集者如何署名的问题，2017年中信出版社出版一苇述《中国故事》时，一苇与刘守华就署名中用“著”“搜集整理”“记录”“改写”等进行了讨论。刘守华提及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参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参与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文本，“他体验到这是一项既富有文学性又兼含学术探索性的工作”。

 

　　在《淮南民歌集》中，台静农兼顾了民歌文本的文艺和民俗价值。1936年，他在《从‘杵歌’说到歌谣的起源（一）》一文中更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我以为研究歌谣：应该从题材里看出它的生活背景，从形式上发现它的技巧演变。题材所包含的是人类学同社会学的价值，由某种题材发现某一社会阶段，及其生活姿态，这也就是朱光潜先生所“想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诗的起源）。至于型式上的音节的调谐，词类的排比，则属于文艺史的范围。

 

　　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引入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也延续着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传统，承续了传统的采风思想。在歌谣研究及当时民间文艺搜集中，很多学人都用“采风”一语，可见在接受中，他们脱离不了“采风”的底色，同样也延续了“观政”思想，正如清末兴办的《采风报》所言：

 

　　石印工致引以为消闲之助列，附其末虽非石室兰台之秘，稗官野史亦足以寓意劝惩异日也。酒后茶余挑灯批阅，默悟绮梦之幻，俯察世故之异。所以娱目警心，足以擅笔墨之，奇信可观也。

 

　　另外，在搜集中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异文”。周作人在《童话研究》中谈到的“儿时所闻”越地童话《蛇郎》，“女死化为鸟”“姊复杀之”“中姊之目，随曤”三句后均有“注”，一为民间俗语“越俗名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胆为食”，后两句保存故事异文。其实这除了吸纳民俗学研究理念外，也延续了冯梦龙民歌记录的思想，比如《挂枝儿》卷四“别部”《送别》篇，收了两首民歌，而评注则说：“后一篇，名妓冯喜生所作也。”当然在冯梦龙的记录中，冯喜生所作与民间流传文本等同，其实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搜集整理、改编、改写的讨论中理解错位与此直接相关，但由于民间文学兴起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目前梳理尚不清晰，具体内容另撰文讨论。在此只想说明，由于学科分野，民间文学的文学、学术研究在后世的学术史梳理与反思中愈来愈割裂，本属一体的研究，在学术史回顾中割裂为文学、民间文艺学（或民俗学）不同理论阐述，讨论其逻辑性时也纳入不同学科范式，这也是将新中国初期搜集整理的讨论简单化为学科立场和不同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而缺乏对其进行触及学术内在关联、脉络的讨论，只有极少数学人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上，“历经六十年，想不到竟然还在这个文化原点上打转”。

 

　　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论争等对于民间文学的形塑，更是没有纳入民间文学“采录”“搜集整理”“记录”论争脉络的考量。当时由于国内革命和国外战争的影响，民间文学中激进与革命的要素被激发，它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加强，与“五四”时期的民间文学出现了差异，正如钟敬文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中所言：歌谣运动“没有把这种以人民创作为对象的科学工作，跟当时的社会活动——尤其是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自然也没有跟这种文学的作者工农大众结合起来”。1930年代，政治与文化交织，政治精英、知识分子、民众互动形塑了新的社会文化样态；民间文学与革命、社会活动勾连，其内涵与范畴亦发生了变化。

 

　　三、通俗化实践：文化与大众的联结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明显论争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与“通俗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民间文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一方面，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原本在田野中“鲜活存在”的文学样态，被“征集”“固定”为文本，在书斋中进行考据、溯源与比较；另一方面，则是为文艺提供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样本，构建适应现代发展的新文艺。此外，由于乡建运动、新生活运动等社会改造运动的发展与推进，学人意识到民间文学在推行“大众文艺”与“通俗文艺”时所拥有的“文化能量”，开始注重和加强对它的利用与改造。对于民间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利用与改造，尤其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与“通俗文艺运动”中“大众文学”“平民文学”“通俗文学”等都积极运用民间文学形式，促使“大众化”“通俗化”在文学创作实践中落地生根，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特殊的艺术审美规范。

 

　　以往论者往往着眼于这一时期的文艺发展，讨论革命对文艺的建构；民间文学领域则较少将其视为民间文学文本，但亦有例外，如20世纪60年代搜集整理论争中，刘波就认为，这些文本“虽然不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却是民间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样的理解与约翰·麦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和劳里·杭柯（Lauri Honko）等对史诗文本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些文本如果纳入作家文学研究范畴，经常会忽略“歌谣也是情感的产物”，更不会探究其“更为真挚、热烈、率真”的情感，至于其社会功能与文本生成过程及所蕴含与呈现的民众记忆更是被遮蔽。所以，只有将其纳入民间文学研究才能更好理解这些文本，同时也才能清晰呈现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演化与基本话语之嬗变。

 

　　20世纪30年代，为了实现“科学救国”“启蒙大众”等目标，学人纷纷将目光投向民间文艺形式，如在“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上，洪灵菲在发言中提出：“一方面利用旧的，大众所理解的形式，以后不断地进行发展新的，写进步的意识，和斗争的生活，不为享乐而著作，要鼓励并组织群众。”这一观点与顾颉刚在《科学救国大鼓书序》瑏瑠中希望能够借助鼓词之形式“编制新词”，“付给善歌的伶工演唱”，最终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的设想颇为相似。然而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大众文艺”的实践并不十分成功，仍然残留着诸多旧式的言说习惯与言说姿态，停留在对民间文学形式的借用和移植的表层。最典型的就是通俗读物编刊社大规模出版借用民间文艺形式的读物。他们基于“唤起下层民众之民族意识，鼓励抵抗之精神，激发向上之意志，灌输现代之常识”的办社目的，在具体实施中，“采用旧形式而充实以新内容”，并进一步提出“旧瓶装新酒”的文艺策略。但这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企盼，具体实践过程中依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不被认可及难以调和之处。这就会出现向林冰所言的“由‘实用’主义的无原则的利用观点，导出对于旧形式的投降，对于低级趣味的迎合”。20世纪40年代，随着政治精英的介入，文艺通俗化实践成为连接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纽带。

 

　　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了由“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倡“民族形式”，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42年，在《讲话》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利用和改造处于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方面的不足。《讲话》将“大众化”阐释为“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一思想在文艺领域引发了强烈反响。

 

　　一方面是像赵树理等，他们在吸纳鼓书、民间故事、快板等民间文艺样式基础上所进行的创作实践。赵树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提倡给农民写东西，倡导文人写作要通俗化，他的思想与通俗读物编刊社相似。他在担任《黄河日报》副刊《山地》和《人民报》副刊《大家干》及《中国人》的编辑中，运用民间文艺形式、内容进行创作，“同时还进行了大胆的形式创新”，并“进行‘文体挪用’的形式实验”，他用“五更调”写抗日散文《五更录》，用快板写战地新闻等，而且他的作品是既可阅读，又能讲唱。正如他本人所说：“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树理对田间叙事长诗《赶车传》，袁静、孔厥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改编引起极大反响，“《石不烂赶车》对新诗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可以说是一个启发”。后来随着《说说唱唱》停刊，类似的文学创作或改写民间文学的作品逐步在新创刊的《民间文学》刊发。再加上当时开始用“人民口头创作”代替民间文学，这一部分内容自然就归入民间文学范畴，这可能也是引起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讨论的一个原因。赵树理这种突破书面与口头边界的创作，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领域延续了这一脉络，像前文提及的董均伦、江源夫妇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只是民间文学领域对这一话题并未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是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艺进行搜集、整理、编选、改写等，如熊塞声回忆：

 

　　我们每到一处，都利用空闲时间访问民间艺人和秧歌爱好者，一边请他们对我们的演出提意见，一边请他们教我们唱民歌、跳秧歌舞。他们唱，我们中间会音乐的人就把曲谱记下来，不懂曲谱的就记歌词。有时，听到有人讲故事，也要设法把故事记录下来。这样，在这次演出中，我们学到了上百首民歌，搜集到很多故事、传说和童话。

 

　　他们搜集民间文艺，编辑成册，如鲁迅文学艺术研究院编《陕北民歌选》、东北文协文工团编《蒙古民歌集》、张友编《水推长城》等。首先是他们直接向民众搜集；其次则是他们注重对革命故事、新民歌的采录；再次则是注重选录，如《陕北民歌选》所言，“入选的民歌，便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可取之处”，“对于流传的故事，一定要根据是否对人民有利，是不是真正民间的故事，加以取舍”。这种编选思想践行了《讲话》在民间文艺领域所提出的“精华—糟粕”观；而且在当时的表述中提及民间故事的“改写”，“一个故事可找几个人讲，然后加以研究，改写，改正不正确的部份使其正确，再传播开”。在这一时期的民间文艺搜集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搜集整理的问题已经萌生，但因为当时更看重的是“文本”对于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传播的意义，所以在当时相关论述中一再强调“民间语汇”“生动明确的群众语言”等，注重民间文艺的审美和教化功能，并未有人提及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改写、编选等引发的问题。这一是因为此种做法也是沿袭了采风传统，在当时知识人中具有一定共识；另外则因当时主要强调与强化民间文艺的社会功能。

 

　　相关论述中反复提及的运用民众的语言，保留民间文学的特色，其实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开始就有谈到（前文已有论述），最初这种模糊的表述所造成的分歧还停留在对基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改编、创作或者解放区的通俗化实践，如对赵树理创作的态度与评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民间文学越来越引起各界研究者关注，对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改编语言的模糊表述，及对基于民间文艺形式创作的文本的评价，在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中深化、发酵，但是由于参与讨论者在问题表述中的错位及后来受到社会政治因素影响停滞，使得对于民间文学“整理”问题并未进行细分，讨论亦未深化，即：

 

　　“整理”在实践中显示了很大的弹性。多少年来，人们（作者、编辑们）实际上把重述、改写、编著、创作等都囊括到“整理”中去，缺乏科学的标准和严格的要求，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其结果同样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在民间文学领域，像中国文学领域对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文艺观念的整合一样，20世纪初期兴起的民间文学研究要与延安时期形成的民间文艺“精华—糟粕”观统合。在民间文学研究中，两者在协调、整合中，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些分歧越发凸显，其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民间文学的利用、改造以及改写、推广，即如何实现“来自民间，又回到民间”。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以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为政治远景与文化构想，纳入国家工程的民间文学加入其中，但在民间文学的构拟中，无论是承继２０世纪初期的研究思想，还是30年代开始，至40年代逐步形成的民间文学整理改编理念，他们的共性被逐渐忽视，在具体实践中的差异被放大。尤其在学术史回顾中，更是站在当下学科立场对其进行“二元”分割，忽略了当时郭沫若、毛星、贾芝、朱宜初、刘波、陶阳等都提到的民间文学建设实际上包括这两个层面，其中，学者们从学术立场出发对“整理”所做的分析尤为重要。当然任何学术都无法悬置当时的历史语境，所以我们要回到历史现场，特别是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讨论“如何加强民间文学的工作，以便跟上生产跃进和群众创作的发展，使民间文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确立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整理被确定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话语，并且之后一直影响民间文学的研究与具体实践工作。但我们至今没有“对‘整理’这个民间文艺学术语作科学的解释和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对其内涵与规定性进行阐述，再加上“整理”的学术内涵与我们当下“田野作业”话语表述的维度有差异，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总是在兜兜转转中迂回，期冀今后基于学术史的反思，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推进与深化。

 

　　原文刊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5期，第5-16+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