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新时代的新变化——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四人谈

 

　　进入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报》特邀理论评论家包明德、刘大先、李晓峰、邱婧，围绕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重点聚焦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建设，畅谈自己对这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深刻感受，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成果与发展态势进行回顾、梳理与总结，并就其未来发展前景进行深切的展望。

 

一

 

　　记者：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作家阵容强大，优秀作品大量涌现，理论建构和评论工作持续推进，翻译出版不断加强，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生态。这其中尤为显著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时代责任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加强。

 

　　包明德：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根脉与纽带。积极推动、共同建构优质进步的中华文化，是我国各个兄弟民族经世历代的共同追求与坚定信念。从春秋战国到晚清近现代，从文化形态建设与发展的实践性到方法论，形成了突出鲜明、一脉相承之中华文化观念。在这曲折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努力学习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积极翻译、评介、传播和吸纳汉民族的文化典籍，从而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不断浚通文化心海的暌隔，促进了各个民族的团结融合。与此同时，汉族文化知识界也发现了边地兄弟民族文化的新奇、鲜活与优长，遂倡导也要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美好的方面。主张谁做得好，就应向谁学习。“夷狄得礼义则中华之，中华失礼义则夷狄之。”这里的文化内涵固然狭窄，性质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是，一以贯之地呈现了我国先贤包容、进步、辩证、统一的中华文化观及其博大格局。

 

　　文学艺术传播性强，受众面广，影响力大，历来是文化风貌的鲜亮标志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各民族作家以他们的特有气质、天然悟性与文化自觉，凭靠《民族文学》等报刊以及国内相关出版社，创作发表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丰富和拓展了新中国文学的版图，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的脚步。他们文学创作中所充溢的艺术品格与文化精神，为一体多元、多中显一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显现了中华文化强盛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9月2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向各族人民反复讲，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各民族要相互欣赏、相互学习。”这是对我国从古至今文化建设与发展经验的提炼与总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民族学与文化建设学说的精髓。这对我国各民族文化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势必使之焕发岀更大的文化创造力。

 

　　就我个人视野来说，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突出地表现出了文化自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在新中国接受培养和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丹增的文学创作历程与成果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同频共振。他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小沙弥》（2013年）选入《江贡》《童年的梦》《生命的意义》等17篇作品。这部散文集语词婉约、余味悠长，体现着诗歌的意蕴，从塑造人物的维度上看又很像小说，题旨始终如一。作品民族叙事与家国情怀交替演绎，艺术地再现了小沙弥的成长历程，呈现了西藏神秘的历史文化在新中国主流文化的激发、引领下，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华文化现代性进程之中。作者把生命经历与个人成长审美化，体现着一位藏族作家的爱国情怀、文学感悟与文化关怀。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2020年创作岀版的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把艺术触角深入到更为广阔的草原深处，把叙事焦点放在具有红色基因的蒙古族少年身上，讲述了铁木尔等乌兰牧骑的孩子们在假期的奇遇与收获。这里有风景、有知识、有歌声、有舞影，更有风趣的故事和纯净的心灵。《乌兰牧骑的孩子》把散文的美妙、诗歌的韵律、音乐的节奏、民间文学的纯净，在作品中完美地融为一体，如同草原上微拂的五色清风，给各民族少年读者带来草原文化和大自然真实的气息。满族作家赵玫的历史小说创作，呈现了一幅盛唐政治、文化的全景图，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

 二

 

　　记者：如何建构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一直是民族文学研究界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可以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

 

　　刘大先：的确，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呈现出诸多可能性和巨大的潜力，一方面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分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得到了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持和长足的发展。这方面尤为突出地体现于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以及新生代学者的出场。略举代表性的丛书，如“文学理论与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刘大先主编的《本土的张力：比较视野下的民族文学研究》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吴重阳的《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钟进文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等；“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中，刘大先《千灯互照：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生态与批评话语》、孙诗尧《锡伯族当代母语诗歌研究》、邱婧《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林琳《族性建构与新时期回族文学》等。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得到了来自从上至下、各民族的不同部门、机构、人员的合力推进。2012年被视为“少数民族文学年”，标志性事件是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召开和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颁奖。同时，各个民族地区也纷纷组织了各类文学奖和文学活动。在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作协从2013年开始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此后，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训、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扶持项目、《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编辑出版项目等纷纷展开。

 

　　邱婧：在我看来，新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工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面向：聚焦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直击创作现场，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多元文艺理论介入的比较研究。

 

　　在聚焦构建学术史方面，实际也是学术界反观、反思、持续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过程。文坛的百花园中，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时代创作川流不息，如何立足现场做一个即时的记录与批评者？这些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时间，是时候思考和总结了。这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起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领路作用。诞生于18年前的“论坛”，每年一度围绕“中国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对话式研讨，在近十年形成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积淀，代表性成果有李晓峰、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及其修订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汤晓青主编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话语》等著作，彰显了论坛的原创性“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概念及立场。

 

　　近十年间，活跃在本领域的学者们著述颇丰，有学者发力于文学史编撰，也有学者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折射出的理论问题展开研究，共同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术史的工作。按照时间线梳理，包括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2013），欧阳可惺、王敏、邹赞的《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2013），罗庆春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2015），姚新勇和邱婧主编的《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2017），杨彬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2019），朝戈金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中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部分（2020），李晓峰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2021）等。

 

　　另外，需要提及的还有《文艺报·少数民族文艺专刊》这一重要的学术话语平台，这份由中国作协主办并得到国家民委支持创立的民族文艺专题刊物，是与以刊载作品为主的《民族文学》杂志并行的另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艺平台，发表刊载了大量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评论和动态，参与建构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近十年间，梁庭望、刘大先、李晓峰等多位学者在《文艺报》发表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现场的年度综述及各历史时期综述，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趋势、话语样态、题材内容等具体方面展开讨论，从而间接观照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我也有幸参与了多期综述的写作，受益匪浅。

 

三

 

　　记者：在这种日益丰富与活跃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中，其关注点和热点有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这些变化给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

 

　　李晓峰：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出现了重大转型，理论批评关注点和热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文学遗产作出重要指示，多次提到《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在中华文化宝库和中华文学谱系中的地位、价值。同时，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史诗、神话等研究领域有了重要突破。在二者的同频共振下，一方面，中国史诗整理开始向“系统集成”升级，如300册的《〈格萨尔王传〉大全》、30册多语种的《格萨尔文库》等。在理论研究方面，则出现了由史诗文本研究、艺人（歌手）研究，向史诗学和口头传统理论的转型升级。而且，有些成果在世界史诗学界和民俗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朝戈金的《“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问题》《“全观诗学”论纲》等，作为标识度极高的中国学术话语，可以说是新时代面向世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转型，是以各民族“多元一体”“共同创造、共同发展”为历史和现实逻辑起点，向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升级和聚焦。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讨论的延续，到以“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论坛”的举办，再到一大批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研究各区域民族文学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转型和升级。我认为，这其中，总结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聚焦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学主题，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阐释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的新变化、新担当、新使命、新创造，将会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到长远的引导作用。

 

　　再次，近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趋向发生了许多新变，特别是关注现实的作品大量涌现，如脱贫攻坚题材、抗疫为主的抗灾题材等等。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对这些创作新趋向进行了及时跟踪评论。这些评论与以往不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鲜明的国家立场和民族情怀是共同特点。我个人认为，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表达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作品应该受到特别关注，文学批评不仅要充分重视和肯定这一创作现象，同时也要用客观、科学的批评，在创作与阅读或者说传播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家的责任和使命。因为历史地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人类文学的母题。不同的是，在新时代，中国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精神、思想内涵，如何去把握这些特征，阐释这些内涵，发挥文学在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优势和使命，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必然要面对和回答的现实性和长远性问题。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趋向正日渐明朗，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话语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邱婧：十年的新变需要我们回溯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就开始步入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与此相呼应的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也在同步生长，这一时期的理论批评，围绕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作家文学改编、为少数民族文学建立“主体性”、集中编纂各民族文学史等核心议题展开。进入1980年代以后，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已经尘埃落定，而新一轮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大潮开始兴起，少数民族作家诗人们突破了以往整齐划一的“边疆-中心”抒情模式，开始探索更加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创作风格和内容。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界也迎来了一批全新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一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之一是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这部1995年出版的学术著作对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框架，尤其强调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是极富价值的民族文化创造。在《多重选择的世界》一书起到了开路和示范作用后，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呈现了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

 

　　十年来，新一代的青年学者在新时代民族文学理论的滋养下成长，也因多样化的话语平台而笔耕不辍。在网络田野作业更为便利的时代，他们致力于根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场，观照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新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出重要的资料性贡献。比如李晓伟观照“80后”“90后”青年少数民族作家群体，苏涛对现代以来的回族文学史进行观察，汪荣立足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现场进行研究，等等。这些青年学者的研究均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文学层面的研究支撑。

 

四

 

　　记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种文艺理论研究范式的开拓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影响也在增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中对多元方法论的借鉴有什么新特点？

 

　　邱婧：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领域也分别有学者应用了生态主义、女性主义、世界文学、文学人类学、博物学与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和概念。这类著作有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黄晓娟、晁正蓉、张淑云等合著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钟进文主编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研究》等，观照了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刘大先：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理论的视域近年来不断拓展，如将地方性与族群性融合的区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将性别理论引入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传播与媒介研究，以及新兴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等从不同路径切入的研究也纷纷兴起。相关的成果，如任一鸣等著《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初探》、罗庆春（阿库乌雾）的《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杨彬的《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研究》、王志彬的《山海的缪斯：当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樊义红的《文学的民族认同特征及其文学性生成：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中心》、汪荣的《历史再现与身份认同——以新时期以来的“蒙古历史叙事”为中心》等。

 

　　具有节点意味的事件是，2015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三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诸多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与会发言，探讨、总结中华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不同特色、演变规律，及其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对其未来进行展望。其后，《文史知识》于当年第6期开辟“‘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学”栏目，陆续发表相关论述。“中华文学”的提出，接续“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和“中华文学通史”等综合研究的理路，试图全面继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遗产与经验，并在前人基础上萃取理论概念，预示了新一轮的总体性研究范式的到来。

 

五

 

　　记者：对于今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建议？

 

　　包明德：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文学的繁荣，在对各民族文学发展的理论批评中，也体现了话语的更新。民族文学比较的要旨：一是阐发共同性，扩大普遍性，画好同心圆；二是开掘新质性，互补共促，拓展文学的丰富性与内生力，从而揭示我国文学体系结构性的逻辑关联。老舍的作品充溢浓郁的京腔京韵。曹雪芹是亦汉亦满，亦南亦北。文学现象繁杂纷纭，奥秘无穷，妙趣横生。所以，在阅读把握与理论阐释上，应规避浅表、单向或非此即彼的偏执。“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是，在汉语文学中研究曹雪芹或老舍，也应该述及其旗人文化心理的方面；而在基于民族文学立场观照这类作家时，也要论及他们在汉语文学流脉中的地位与作用。”屈原、李白以及白居易，他们的名字与诗作，灿若星月，光曜中华，为各族读者礼敬、崇仰和学习。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不乏汉民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状况。在这方面，王蒙创作并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堪称是一个范本。王蒙深入生活、讲述记忆，一得不矜、立意高远的文化姿态与创作经验，值得认真研究、总结和学习。

 

　　刘大先：民族文学理论批评一定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也即它作为一种多民族国家的文学学术规划，在多元共生格局的描摹、概括与展望的同时，需要走出话语的分歧，加强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强调，从而具备总体性的视野和整体性的关怀。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一书中提出一种“作为中国研究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在《文学的共和》一书中也是试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结合中国现代革命以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本土理念，切入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生态与批评现场，即将人类学、区域政治、地方知识、性别意识、身份认同、文化遗产、社会记忆、影像表述、仪式书写和文学生活等诸多所谓“跨学科”的层面交织起来，进行理想类型的归纳和总结。

 

　　一切理论与批评都必须具备现实感，也即鲜活的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现实与变化才是未来理论批评发展的基点。无疑，我们如今面临的是文化融合的现实，不仅各民族文化之间彼此交流交融的广度与深度增加，同时人文与科技、现实与虚拟、经济与政治、生命与精神、资本与艺术等原先认知框架中似乎是判然两分的范畴也日趋融合在一起。这使得我们无法孤立与抽象地讨论某种单一的、绝缘的“民族文学”，而必须将其置入到“中国”“当代”“全球”的语境之中。一方面认识到各民族文学在语言、技巧、地方传统、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另一方面也要确立共生、共享、共通与共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一轮学科、方法与理论的整合。我期待今后的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能突破身份和族别拘囿、跨越学科框架和观念束缚，呈现出区域联合、横向学科互补、多媒体介质与跨文化交流的风貌。

 

六

 

　　记者：从理论角度而言，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不断繁荣发展的同时，哪些方面需要加强，才能从“高原”走向“高峰”？

 

　　包明德：少数民族留存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岁月的洗礼与人文的检验，臻萃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积淀成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我国向来重视“非遗”的保护、开发、创新与升华，近年来又作出系列部署、出台系列举措。2022年8月，专门召开了全国“非遗”保护工作会议。我国当代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史诗、民间口头传承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只有熟悉《格萨（斯）尔》等史诗和民间口头文学，才能更好地读懂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云中记》，方可领悟梅卓作品《神授·魔岭记》之神韵，等等。《云中记》是作家阿来在汶川大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动笔创作的小说。作品以举国上下抗震救灾为背景，塑造了灵魂人物阿巴形象，表达了对河山的崇仰与刻骨的乡情。文化的建设、社会的进步、文学的创作都不能脱离文明的积累与当今的实践，阿巴这个形象就是作者从远古的史诗、民间故事与口头传说中捕捉，并在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加以过滤、提炼、加工后塑造而成的。在作品《尘埃落定》中所塑造的傻子少爷形象，与民间传说中的阿古顿巴，在形与神上都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阿来能在创作中把汉语的博大精深与藏语的灵幻有机融合、熟练运用，从而使得他的作品洋溢着畅达的叙事张力与新奇的艺术魅力。在建设中华文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蒙古族作家阿云嘎的长篇小说《满巴扎仓》所表现的价值元素，就是要坚定智慧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使之有效地服务于各族民众，这与国家现代性文化建设形成有机的转化对接。作家乌热尔图的脑海中，满载鄂温克族古老的神话、传说与梦想，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就是对山林的依恋、对动物的珍爱、对生态文明的呼唤与坚守。

 

　　此外，经典性的文学作品，是历史、哲思、价值、诗情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体。在民族文学创作经典化求索的路上，必然与民族叙事、家国情怀、文化方向及人类眼光相遇。人们欣喜地看到，崇尚国家统一和文化强盛、讲好中国故事、传扬中国形象，是各民族优秀文学的主旋律。读者期待我们的民族文学创作会在原有成就的基础上再拓辽远，攀登新的高峰，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

 

　　包明德：中国社科院原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顾问

　　李晓峰：大连民族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邱婧：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