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慧眼识珠，几株独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诗歌长期垄断中国文坛。隋唐传奇，宋元戏曲，明清小说，向不为人所重。民间文学更不能登大雅之堂，少数民族文学当然就更被人冷落了。然而就有那么一批专家学者，慧眼识珠，被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那奇异的色彩和独特的内涵所吸引，在众皆漠视中独有所钟。近代戏曲研究的开山者王国维，对于抄本《中国文学史》中痛诋重视小说、戏曲为“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的说法颇不以为然，毅然作《宋元戏曲史》这部总结性的巨著，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在谈到元杂剧何以取得如此成就时，他写道：“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作者把辽金与唐宋相提并论，是一种进步的文学观和民族观，他看到了辽金文学对元杂剧形成的重大影响。作者对南戏与北杂剧特点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得出“北剧悲壮沉雄，南戏清柔曲折”的结论。他还对《越人歌》作了精辟的论证，虽然对榜枻越人的身份说法偏颇，但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1940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方桂《龙州土语》一书;1970年秋，台北又出版了他对1935年在广西收集到的天保(今天等、德保一带)壮族民歌的分析论文《天保土歌——附音系》。前篇分导论、故事及歌、字汇三个部分，作者用国际音标记录了一共16段故事及民歌，逐字注汉字，又译为汉文和英文，加上2000条字汇，用以构拟出龙州壮语的音系，开创了用壮族民间文学研究语言之先河。后一篇长文不仅通过天保壮歌研究了民歌格式及韵律，而且保存了古壮字原文，并与台语支(壮侗语族)各族民歌作对比，揭示这些民歌的规律，同时构拟出天保壮语音系。这些严谨的研究，迄今仍经常为世界各国研究台语(壮侗语族)所使用。这是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价值的一次扩展，意义重大，为他1977年在夏威夷出版的《台语比较手册》奠定了基础。该手册通过民间文学将云南剥隘壮话、龙州壮话与泰国泰语比较，研究原始台语，是本世纪以来研究侗台(壮侗)语族的重要著作。

闻一多先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偏爱是人所共知的。1938年，闻一多与“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湘西前往西南联大，他由马学良先生作助手，一路采风问俗，收集少数民族山歌、民谣和民间传说。马学良先生在《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中回忆道：“这里山川秀丽，而人民却一贫如洗，终年靠粗米、苞谷、野菜、盐水度日，但即使这样艰难、热情淳朴的兄弟民族还要千方百计地切一盘姜丝，或者煮一碗豌豆来款待我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闻一多与马学良搜集了许多宝贵的苗族民间文学材料。后来他用这些调查得来的材料与史料相印证，撰写了《伏羲考》、《龙凤》、《说鱼》、《端午考》、《什么是九歌》、《“九歌”古歌舞剧悬解》[8]等众多精采的学术论文。在《伏羲考》中，闻一多一口气引用25条洪水神话传说资料，其中20条是苗、瑶、彝(倮)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文后附表列出了苗、瑶、侗、彝、傈僳、高山、壮(侬)等众多民族49个作品，足见作者对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视和深入探讨。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钟敬文等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行了发掘，并较深入地进行了研究。以《粤风》为例，1918～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兴起了收集刊载民歌的运动，1922年创办了《歌谣》周刊，这期间顾颉刚和胡怀琛关注和评价了《粤风》。1927-1930年，中山大学创办了《民俗》周刊，其上刊登了众多壮、瑶、苗、毛南、彝等各族民歌。这期间钟敬文正在岭南大学，成了创办的主力。他把《粤风》中的粤歌和瑶歌重加标点和注释，由顾颉刚介绍给北京的朴社出版。之后，他又与岭南大学附中国文教员刘乾初翻译俍歌和僮歌(均为壮歌)为无韵新诗，以《俍僮情歌》之名于1927年夏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在广州刊行。广州一时成了民俗和民间文学的中心。1930～1937年抗战前夕，闽、浙、川、苏(江苏)等省民俗学会或分会纷纷成立，会刊蜂起，刊载了大量民间故事、传说和民歌，其中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品。这期间，顾颉刚、钟敬文、王鞠侯、容肇祖、乐嗣炳、叶德均、黄芝刚都先后就《粤风》发表文章，形成了一次《粤风》研究的高潮，并带动了对粤歌、苗歌、客家歌及其它民族民歌的研究，专门研究文章日益增多，渐引起国人对少数民族民歌的关注。惜抗战爆发，研究降温以至中断。这期间，广西还编辑出版了少数民族民歌集《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

　　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评论和探讨《红楼梦》。不过当时一般作家都把《红楼梦》当作汉文学研究，极少提到满族。但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却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满族的上层生活来研究，多有高见。作者认为，《红楼梦》乃“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文中考证影射虽不一一中的，但称“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认为“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这部书的索隐大多牵强，被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批评为“未免近于穿凿”，但作者从汉族、满族上层切入来研究封建末世，却是个正确的方向。

　　其它受到关注的有老舍、沈从文、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纳兰性德被誉为“国初第一词人”。[9]王国维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936年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作家论》，所评论9位作家中包括了沈从文。其中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认为，沈氏题材的重要来源是湘西少数民族尤其苗族的生活，他详细地描绘了边城的风土人情，描写苗族的生活富于浪漫色彩，有一种浓重的令人感到陌生而神秘的地方色彩。苏文中把少数民族说成是“野蛮人”，留下了那个时代歧视少数民族的印记，实不可取。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刘西谓《咀华集》中，给沈从文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边城》中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玉石。对萧乾《篱下集》的评价较高，认为他从《道旁》中走出儿童世界，把人们带到了人生大道，虽为童心未泯者呼吁，却充满了时代孤独者的沉思。对萧乾的浪漫主义文采多有赞誉。

　　以上探索虽然显得稀少而零碎，远未能勾画出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全貌，尤其对以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均未涉及，这是当时条件限制的必然结果。但这些研究和论述不乏精采之处，对于人们认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着先导的作用，功不可没。

　　总体而言，1949年前，民族文学不被重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长期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锢了人们的思维，产生了种种偏见，使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学遭到冷遇，从而也使中华文学及中华文学研究成了一种残缺的“一花独秀”。这种状况在当时是不可改变的，因为民族压迫歧视本是阶级压迫的延伸。只有新中国诞生，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态。不过，萌发状态的研究，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一是通过少数学者的研究和介绍，引起了国人的注意，意识到了汉文学之外还存在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汪洋。再就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启示，奠定了一些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使我们在开国之初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时，就有一些民族文学事业的学术带头人，通过他们很快培养出新的专家群体，开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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