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用翔实的材料宏观地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历程。文章认为，10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构从以民间文学为主到以作家文学为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后50年，建立了民族文学学科，培养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从无到有，从零碎到系统，从浅显到深入，从单一到多层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是辉煌的，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民间文学；作家文学
20世纪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展示自己辉煌的世纪。100年来，作家文学的创作有了很大发展，新民主主义时期，产生了老舍、沈从文、端木蕼良、萧乾等一批少数民族著名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家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到90年代，原来没有作家文学的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填补了空白，都有了自己的书面创作队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从事各种少数民族文学的会员总数达到5000多人，为新中国建立前的100多倍。蒙古、满、回、壮、藏、维吾尔、彝、朝鲜、白、侗、苗、哈萨克、纳西、土家、布依、哈尼等众多民族还形成了自己的作家群。其中，李凖、玛拉沁夫、乌·白辛、穆青、韦其麟、霍达、张承志、益西单增、祖农·哈迪尔、吉狄马加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作家。民族作家的作品灿如繁星，在中华文苑里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使中华文学更加辉煌。
创作的繁荣牵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研究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创作的繁荣。我们把20世纪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分为萌发期(1901-1949年)和发展期(1950-2000年)，两个阶段很不平衡，有很大的差别。
一、民族文学研究的萌发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搬开了绊脚石。“五四”运动冲破了传统陈旧意识的禁锢，引入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国的各门科学一时勃兴，新的史学、文化学、语言学、文艺学、哲学、逻辑学等竞相兴起，显示出新思想、新思维的冲击力度。文艺学面貌一新，王国维、梁启超、鲁迅、胡适等大师树起了文艺理论的新旗帜，使文艺界从作品风格到研究的思维方式焕然一新。梁启超在西方科学精神的启示下，注重文艺的理性与系统的分析，注重概念的严格定义，其逻辑推理和趋于精确化的研究，对文艺理论有重大影响。他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纲〉》中特别强调：“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这种整体研究和全方位探索的理论，即使今日也依然显出光采。国学大师王国维研究的触角，甚至达到《越人歌》的细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使民间文学走进了大学的殿堂。鲁迅的“杭育杭育派”使人们对文学的起源及功能有了一种全新的概念。在这些大师的倡导声中，中国文学史开始了零的突破，这就是1904年在香港出版的霍依仙的《中国文学史通论》。在此之前，即19世纪的80-90年代，先是日本人末松谦澄出版的第一部《支那古文学略史》(1882年)，及后日本人又出了几部，英国人A·H·Giles也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据统计，自1882年到1949年的67年中，先后出版了(包括重版)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要略等各种史论434部。然而在这样多的著述中，遗憾的是难寻少数民族文学的踪迹，名为中国文学史，实为汉文学史或汉文学史论。在这些著作中，只有1938年出版的陈遵统的《中国民族文学讲话》、1943年出版的梁乙真《中国民族文学史》和1940年出版的卢冀野《民族诗歌论集》提到民族和民族文学，但含义不可能与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等同。[1]新近乔默主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介绍的1200种文学论著中都没有这几本书，可见其影响不大。总的来说，这时期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观念模糊，概念空缺。
按梁启超的理论，任何事物首先必须有概念，有定义，概念的定义必须是严格的。那么，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就得知道它的概念的定义是什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还不可能产生“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1903年，梁启超引入瑞士——德国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nation)一词。孙中山则将中华与民族结合起来，“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2]，称之为中华民族，并坚信“中华民族为一伟大之民族，必能完成伟大的事业。”[3]中华民族遂成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称。这一称呼体现了孙中山“务与之平等处于中国之内”的进步主张，同时也符合我国各民族血肉相连的民族关系实际。故而受到欢迎，沿用至今。不过当时对民族的定义比较模糊，直到“五四”运动后引入斯大林1913年关于民族的定义，概念才比较确定。定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主张帮助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为消除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下产生的对各兄弟民族的侮辱性称谓，鉴于汉族以外各族人口较少，中国共产党遂采用“少数民族”一词来称呼汉族以外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但由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歧视;由于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还得不到国统区的认可;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实现阶级和民族的解放，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还来不及落实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这些任务。加上当时民族底细不清，如中国除汉族以外还有多少个民族，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包括其文学)有何特征，当时无法界定。因此，人们的民族观念模糊，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概念也就暂付阙如，这就必然大大限制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探究。
(二)大部空白，少数提及。
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既然处于上述状况，这就决定了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总论、各体文学总论、断代文学研究、理论研究、美学研究、文论研究是以历代的汉文学现象为对象的，民族文学研究基本是空白。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部书，“作者自汉代文学谈起，讨论了汉至唐白话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强调了民间文学特别是汉魏乐府民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5]作者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以民间文学为主体的白话文学才是富有生气的文学，强调了民间文学的功能及其对作家文学的影响，这些见解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但作者所说的民间文学只是汉族民间文学，不包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者选取的材料下限到白居易，可对同时代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提到的秦汉时代壮族祖先有名的“灰姑娘”型故事却视而不见。唐以后1000年，德国人的“灰姑娘”名满天下，并在20世纪80年代到广西寻找“灰姑娘”的根，他们承认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是段氏在其著作中记载的故事。[6]
同年出版的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在谈南北朝文学时，作者只阐述南朝的宋文学、齐梁文学、陈文学，而把可能涉及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北朝绕过去了。1943年陕西出版的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共96章，每章都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典型的实例，陆侃如在序言中评价：这本书“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这无疑的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但本书理论分析仅以汉文学作品为依据，未涉及到少数民族文学。只能是汉文学研究者入门之资，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无涉。类似这样的著作甚多，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未改变，所以何其芳说：“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汉语言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的情况的。”[7]
至于闻名世界的《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三大史诗以及众多以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在各种中国文学史中几无踪迹。《格萨尔王传》早被法国著名东方学家石泰安赞为“亚洲各民族民间文艺的宝库”，专门作了评介。《玛纳斯》100多年前就在国外刊布，从19世纪起，俄国学者瓦里汉诺夫、拉德洛夫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学者就不断开始搜集、记录、翻译和刊布，在法国、英国、土耳其等国家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但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几百部史论，都没有其踪迹。
翻开1910年武林谋新室出版的抄传本《中国文学史》(1904、1906年曾两次以讲义印行)，此书观念陈旧，将小说、戏曲、曲艺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当然更不可能涉及民族文学，却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只是为反对“元时儒教几亡”之说，提到“耶律楚材以契丹人业儒”，并以《元史·列女传》来证明“治化所及者深矣”。
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为当时代表作。第三编有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文学;第四编设辽金文学、元文学及戏曲、小说之大盛2章;第五编5章为清代文学。在这些章节中，提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及作品，作了一些分析，比抄本进了一步。
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王易《词曲史》，设有“金诸词家”，分析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汉文作品。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游国恩《楚辞概论》，在论述楚辞与楚地民歌的关系时，提到了《越人歌》，认为楚辞与此歌及当地民俗、音乐、地理关系密切。楚地民俗、民歌、山水是楚辞的摇篮。不过，当时还没有人论证《越人歌》与壮侗语诸民族的关系。《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系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的胡适文学史论，论述1872-1922年间中国文学史研究概况。其中认为，这期间影响最大的并非梁启超文章或翻译小说，而是白话小说。其中提到了满族作家文康(燕北旗人)的《儿女英雄传》(《儿女英雄传评话》)，认为其与《七侠五义》等代表了北方的平民文学，是供民间娱乐的作品。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这时期的文学史、文学史论基本忽视民族文学，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名篇及民族民间文学珍品，基本被置于众多学者的视野之外。个别史论偶尔论及，也是少而零碎，给人大海孤帆之感，旷野一花之慨，可见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意识之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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